论风险投资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一)

论风险投资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一)摘要]各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间接指导，有的直接参与，有的既参与又指导。

而我国政府只能是先直接参与、后间接指导。

关键词]风险投资；政府行为；角色定位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创业投资，是连接高技术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在高技术产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此，各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给以大力扶持。

目前，我国政府虽已对风险投资引起高度关注，但在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及法规建设方面，尚处在起步阶段。

对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整个风险投资中发挥什么作用，至关重要。

因而有必要在分析、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正确确立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

一、发达国家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扶持。

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政府在风险投资中充当的角色也不尽相同。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政府间接指导的“美国模式”美国在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很少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管理，而主要致力于为风险投资运作，提供政策性引导和支持，改善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降低其风险因素。

由于有这些政策和环境，使美国风险投资规模，奇迹般地扩张，最终成为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宽松的政策环境。

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业务基本不干预，并没有直接针对风险投资的法律，在一些间接相关的法律中，对风险投资基本上放松管制。

1979年，美国劳工部修改雇员退休收入保险法案（ERISA），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高风险领域的投资，包括从事风险投资。

这不仅使养老基金成为风险投资的最大资金来源，也使整个风险投资的资金水平有很大提高。

1980年，国会通过《小企业投资鼓励法》，决定免除其登记手续、定期汇报要求，并放宽其他限制。

对于风险企业的专利申请，政府也精简手续，提供必要的方便。

这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措施，使美国私人权益资本市场日趋发达完善。

正是在这一市场基础上，才形成美国式的投资模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基本没有出台针对风险投资的新政策。

这实际是为风险投资者创造了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迎来了当前风险投资市场的新一轮繁荣。

2.优惠的税收政策。

鉴于风险投资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率，极易受所得税高低的影响，美国国会在1978年税收法案中，将资本增殖税由49.5％降至28％，对长期权益投资起了很大激励作用，使1979年风险投资基金额，比上年扩大了10倍。

而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又进一步将资本增殖税由28％，降至20％，使美国风险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约以每年46％的幅度激增。

1978—1994年美国风险资本总额，从40亿美元猛增到350亿美元。

据有关专家介绍，美国目前投资基金，已达5.6万亿美元，超过全部商业银行存款4.6万亿美元。

可见，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使风险资本投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政府担保。

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承担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

规定贷款在15.5万美元以下，提供90％的担保，贷款在15.5-20万美元，提供85％的担保。

199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一个法案，规定银行向风险企业贷款，可占项目总投资的90％；如果风险企业破产，政府负责赔偿90％，并有权拍卖风险企业的资产。

随后，美国的风险投资再次掀起高潮，其投资规模大大超过20世纪80年代水平，1996年新注入的风险资本，高达65亿美元，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也高达29.6％，而且风险投资市场及其运作日趋成熟。

然而，美国风险投资真正大规模发展，是1997年以后。

1997年筹资额达90.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15.5％，风险基金个数103个，比1996年增加13个，平均每项基金规模，也从1996年的7700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8900万美元。

通过这种担保制度，国家能够以少量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风险较大的高技术企业。

因此，有人称政府担保制度是风险资本的放大器。

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提供补贴、预签购货合同等扶持政策，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特别是1982年，美国制定了《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通过立法，不仅规定政府按比例对高技术企业提供资助和发展经费，而且以法律形式，规定有关优惠政策，保证政策的稳定和贯彻实施，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

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目前硅谷在风险投资政策的扶持下，平均每星期有11家风险企业成立，每5天就有一个风险行业进行IPO，每天可以创造62个新的百万富翁。

美国政府这种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投资模式，既有力地支持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同时又保持了风险投资公司独立灵活的运行机制，实现了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

（二）政府直接参与的“日本模式”日本在其特有的经济体制、企业经营形态、社会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影响下，风险投资的发展模式与美国差异很大。

主要表现为日本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制定政策、法规，保护和扶植风险企业的技术开发，采取“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鼓励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

1.政府直接投入。

日本风险投资的发展，落后于美国。

为赶超美国，日本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提供市场保护，减少了风险企业承担的风险，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如在1976—1979年度，为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并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l980年日本比美国早半年研制出64K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比美国早两年研制成功256K存储器。

1981年日本生产的64K存储器，已占领70％的世界市场，到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5.5％，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日本政府主导型的风险投资模式，为战后日本机械及电子工业的振兴、大规模集成电路攻关等，起了重要促进作用，被看成“亚太模式”的范例。

2.政府继续管制。

在取得半导体产业霸主地位以后，日本继续沿用政府“行政指导”的作法，导致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争夺信息产业霸权的竞争失败。

原因是在过去“赶超”时期，先行国家走过的路是清楚的，后进国家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这样，政府能够发挥民间力量所不及的优势，调动资源并按指定方向加以运作，从而容易获得成功。

然而，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知时，政府不仅反应能力、运作效率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过度干预和直接管理，给风险企业带来束缚，影响了其活力，压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

另一方面，政府资金大量介入风险投资，容易出现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低效和浪费。

（三）政府既参与又指导的“西欧模式”在西欧和以色列，由于文化、历史的原因，与美国相比，投资者惧怕风险，大部分风险投资是通过国家计划支持、推动的。

所以，尽管这些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但科技成果商品化程度低。

因而，政府在风险投资中所起的作用，意义深远。

1.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扶持风险投资。

英国政府出资组建风险投资机构，直接参与风险投资。

主要是帮助公营部门取得专利和许可证，同时也资助大学师生对一些有希望但尚未证实的想法进行早期开发，支持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工艺开发，甚至帮助开办新公司。

此外，政府也采取间接扶持的政策。

如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将政府支付款项中的33％，作为发展新技术的专款，20％作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

1981年，英国政府制定了“贷款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小企业贷款，其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

1983年又制定了企业扩大计划，规定个人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所得可免税。

1998年，英国政府又宣布两项鼓励措施：向小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和对小型风险企业关键主管人员的股份，给予税收优惠，以使风险企业能吸引和留住优秀经理。

2.政府将风险投资作为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一环。

以色列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1991年，以色列仅有1家风险投资基金，1992年政府拨款1亿美元作为风险投资的启动资金，设立了10个风险投资基金。

每个基金的规模为2000万美元，采用合伙人模式组建和运作。

其中，以色列政府持股40％，私人投资者持股60％。

该基金主要由私人投资者进行运作，如运作成功，6年以后政府将基金中的股份原价出让给其他基金投资者，撤出政府资金；若运作失败，则政府与投资者共同承担损失。

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几年以后，以色列各类风险投资业的基金数量和规模，都得到迅速增长。

政府将发展风险投资，纳入整个发展规划中，明确发展风险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

这就保证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方向，也使各项政策、计划更加协调配合。

3.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以色列政府认为，对高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来说，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

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始终把科技人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作为扶植政策的核心，即给予科研人员充分创造发明的自由，并建立能够有效激励发明者、投资者及管理者积极性的鼓励机制。

实践证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对促进科技进步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风险投资，起始于1987年，真正起步是1999年，其标志是一批高科技中小企业，如联想、方正、四通等，在风险投资政策的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束缚，无论从规模，还是规范的角度看，我国的风险投资，仍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投资与收益分离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一直是最大的出资者。

在政府支持下创立的风险投资公司，运作过程中存在许多弊端。

首先，投资公司难以按市场机制运作，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其内部经营管理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基金管理者不能以沙里掏金的精神选择项目。

在挑选投资对象时，往往把关不严，调查研究不充分。

这都可能导致一个项目的彻底失败。

其次，政府投资并无很强的直接获利动机，即使有也缺乏风险意识，更无积极性去严格监督企业资金的运营。

这与风险投资偏好高风险、追逐高收益的特点，相差甚远。

另外，从企业角度看，由政府得来的资金，成本低，产生不了必要的压力。

再者，被投资的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多数无信誉可言，为获得投资，什么条件都答应，一旦投资到手，不是转挪他用，就是效益转移或体外循环。

风险投资者无法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驾驭，从而使风险投资变成了无偿援助。

（二）扶持力度不够我国政府虽支持并参与风险投资，但缺乏明确计划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管理办法。

国外的风险投资业，政府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创业环境，而我国在这方面明显不足。

我国虽对高科技企业有税收优惠和出口优惠政策，但措施力度远不如发达国家，对风险投资还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或分回利润，要双重征税，这样就无法引导广大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