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小故事(一)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就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准备上井冈山的前三天，1927年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一个荆竹山的小山村里召集部队讲了话。

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数百名工农革命军官兵整整齐齐地在站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则站在稻田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

毛泽东首先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然后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是建不起来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我给大家宣布三项纪律。

”接着毛泽东掰着手指说：“这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农民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件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事正儿八经地当众宣布，把它当作部队必须遵守的一项纪律呢？原来，就在昨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战士们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又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伙食担子也跑散了，既疲劳又饥渴，只有300人的队伍行进在山道上，稀稀拉拉地摆了二、三里路长。

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户人家，不知是谁眼尖，发现离屋子不远的山坡上有一块红薯地。

秋天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大家听见这个消息，不由得一涌而上，连泥带苗拔出红薯，也来不及找点水洗洗，用衣袖胡乱地揩一揩，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

转眼间，就被挖去了约200多斤红薯。

这时，毛泽东随殿后的队伍也赶上来了，看到这一情景，他很生气，忙问在场的几位干部：“你们经过了老表的同意没有？”连长曾士娥难为情地摇摇头，小声地说：“没有。

”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和旧军队有什么区别？”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大家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又耐心地说：“几个红薯值不了几个钱，看起来是件小事，但体现了一支队伍的作风和纪律。

过去旧军队已经让群众伤透了心，我们只有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啊！”说完，他又问战士们，“现在怎么办啊？”“照价赔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知错就改，一定要赔足钱。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那时候，2吊500文钱可以买100斤红薯。

曾士娥估算了一下，要大家凑足6吊钱，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表，很对不起，没经过同意就挖了你地里的红薯。

现赔上6吊钱。

——工农革命军。

”然后用纸包好，又用一块布裹了一层，埋在红薯地边上。

一路上，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由这件事，他想到，一定要制定几项具体的纪律让大家共同遵守，好让大家“有法可依”。

于是，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项纪律”就在偏僻的荆竹山应运而生了，那块当年毛泽东站过的、被当地群众称作“雷打石”的大石头，也因此而写进了党史军史中，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稍后不久，根据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又对工农革命军宣布了“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还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到乡下搞调查。

他问老表：“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这么久了，有没有战士违反纪律，给老表们找麻烦啊？”老表听了，都竖起大拇指说：“工农革命军真是一支好队伍，自打我出娘胎，还没见过这样的好部队。

历来兵匪一家，哪有军队处处为老表作想的事啊！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不过……”“不过什么啊？你放心地说吧，工农革命军本来就是老表的子弟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一定马上改正。

”那位老表说：“有两件小事如果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工农革命军借了我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后来还是还给我们了，但是有时候还的不是我原来的那一块。

我们的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有时候战士们还的门板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一块，就上不回去了，我自己得挨家挨户去找，还真有点麻烦……”另一位老表也大胆地说：“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给工农革命军摊铺睡觉，用过后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全是散的，弄得我家和牛栏一样，我花了好几天才捆好呢。

”毛泽东听了，说：“放心吧老表，我们马上就改。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他首先表扬了革命军模范地执行了群众纪律，得到了农民朋友的欢迎，他说：“农民兄弟都说我们的队伍是‘神兵’，是秋毫无犯之师，可见我们执行的群众纪律是有成效的，农民兄弟也是看得见的。

不过，有些注意事项还得改一改。

”接着毛泽东将当地老乡反映的情况通报了一遍，然后说：“比如说原来的‘还门板’就应该改为‘上门板’，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老表家的门框上，才算是真正物归原主了。

还有‘还铺草’也应该改为‘捆铺草’，把拆散了的稻草乱七八糟地还给老表，人家不高兴呢！同志们，不要看只改动一个字，恰恰是一字见真情啊。

改这一个字就体现了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和其它反动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

当时，个别战士随地大小便，光着身子在村边小溪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特别是妇女的不满，于是，“六项注意”增添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成为“八项注意”。

在这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内容又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内容始终都围绕着群众利益这个中心。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民人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的训令》，从此，“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准则。

泥腿子县长——王次淳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城里人来人往，各乡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打着红旗，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和鸟铳，佩带着红袖章，敲锣打鼓地拥向李家坪广场。

广场上早早地就搭好了主席台，台上方两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

“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几个醒目的大字横挂在主席台的正上方，两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下联是“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上午10时，毛泽东、陈正人、毛泽覃、王次淳、王遂人等人，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台上挥舞着双手，欢呼的人群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接着，陈正人用宏亮的声音庄严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请毛委员讲话！”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工农同志们，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穷人翻了身，劳苦大众掌了权！现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县长来替大家办事。

毛泽东回头叫出身后一位身材结实的小伙子，向大家介绍道：他叫王次淳，是这附近西庄人，前几天他还在地里挑大粪，过去的泥腿子今天要当县长了。

说着，毛泽东把用红布包好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大印郑重地交给了王次淳。

王次淳双手接过大印，激动地说：大家信任我，推举我当县长，我很高兴能为大家办事，能为革命出力。

但是我也很惭愧，我没什么文化，以后的工作还要大家多支持……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

就在这次会上，王次淳控诉了大劣绅郭谓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欺压百姓的罪行，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处决郭谓坚的布告上，庄严地盖上了工农兵政府的大印，下令赤卫队员立即执行。

王次淳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工农兵政府县长，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踏踏实实地工作，兢兢业业地群众办事。

1928年4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湘南，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对工商业者实行“大烧大杀”的政策，中小商人不堪重压，纷纷挂起白带子反对工农革命运动。

受其影响，毛泽东亲自开辟的草林红色圩场也冷落了，中小商人忧心忡忡。

这时，反动靖卫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也乘机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他们层层设置哨卡，对往返群众实行苛刻的盘查。

从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就设立了五道关卡，要抽五道税。

他们还四处张贴布告：“谁要接近共产党，跟工农革命军做生意，回来就杀头”。

一时间，草林等圩镇上的中小商人也惶恐不安，纷纷关店收摊。

靖卫团团总肖家璧扬言，打不下井冈山，也要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井冈山。

看到军民生活困难，王次淳心急火燎，根据上级指示，他召集专门会议，制定解决目前困难的措施。

他组织力量配合工农革命军打掉了敌人的关卡，派出工作组到圩镇乡村，广泛宣传保护中小商人政策，使大家解除了顾虑，草林等圩场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以后，王次淳又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凑股集资，开办公卖处。

不久，大井等乡纷纷建立了公卖处。

公卖处的建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方便，也给县政府提出了筹集货源等问题。

于是，王次淳又组织力量到白区采购食盐、布匹等物资，建立红白区贸易线，用根据地盛产的木、竹、茶叶等产品，换回了军民急需的药材、食盐、布匹等。

公卖处生意兴隆，解决了群众的日常用品，凑了股份的人，年终还可以得到红利，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王次淳也随军到了赣南，担任了于都县工农兵政府副主席，1930年2月，重又回到遂川县工作，并提任过红军独立第七团军需处副处长等职。

1931年8月牺牲。

“莲花一支枪”莲花位于井冈山北麓，毗邻永新，是当年湘赣边界六个县之一。

莲花县的农民武装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

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公开和官府作对，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但同时也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深恶痛绝，所以当地土劣一直蠢蠢欲动，想早日铲除这一武装。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于革命遭受挫折，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严厉镇压农民运动，边界农民武装的枪支自然成了地主豪绅掠夺的首要目标。

他们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将大部分枪支占为己有。

当时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拥有六十支枪，然而，自卫军纠察队的领导人陈朝湘由于禁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反而配合敌人搜走了59支枪。

在自卫军领导人陈竞进的带领下，有6位同志脱离了虎口，而其中，只有贺国庆带出了仅存的一支俄国造步枪。

为了追缴这支“漏网”的“俄国造”，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贺国庆，形势日益严峻。

贺国庆只好和几位同志一起带着枪转移到了深山老林中，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在漫长的等待中，这支枪象火种般被小心地呵护着，同时也温暖着大家的心。

谁知，为了逼迫贺国庆出现，凶残的敌人将贺国庆年迈的父亲抓了起来，并对年已七旬的老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要他说出贺国庆的去向及藏枪的地点。

老人或矢口否认，或缄口不言。

早已不耐烦的敌人便用棉絮绑在老人的身上，浇上整整一桶煤油，瞬间，熊熊烈火在老人的身上肆无忌惮地漫延……，贺国庆的父亲就这样死于非命。

不达目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贺国庆的父亲死后，贺国庆的弟弟贺国强又被敌人抓了起来。

敌人想利用他的年轻，从他口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