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法典化模式的选择

论民法法典化模式的选择关键词: 民法法典化/法典化模式/选择因素/单行法/完整民法典内容提要: 民法法典化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争议，祖国大陆在这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

法典化只是手段，我们必须明确法典作为法律的意义、法典的应有功能和价值要求，而这也是选择法典化模式的指导思想。

在选择法典化模式时应斟酌民法的继受性、国内研究水平、立法者与法官的素质等因素。

具体而言，民法的法典化模式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方案，每种都各有其优缺点。

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并不成熟。

就现状所表露出来的立法方向而言，立法者采纳了体系化单行立法模式，并以制定松散式完整民法典为目标。

这种趋向值得肯定。

民法是规范人民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规范之一。

为使人民能够明了民法立法者的规范内容并加以遵守，就有必要以简单的文字叙述这些规范内容，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规范的内容以法典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将民法法典化。

一般情形，民法典一词都是指称包括大部分民法规范内容的完整民法典，因而民法法典化在狭义上仅指制定完整民法典。

然而依文义，民法法典化一词并不等于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将民法成文法化，也在民法法典化的文义范围内。

因此，制定各种单行法也是法典化的一种选择，这也可以称为广义的民法法典化。

本文题目的“民法法典化”一词即采后者。

必须强调的是，民法的有无与有无民法典无关，因为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没有民法典并不表示就无民法的存在;民法典的有无也与一国民法学的研究水平无直接关联。

祖国大陆在经历几十年的民法典起草波折和准备后，在2002年12月提交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官方草案”)，是祖国大陆在1949年后的第四次民法起草，而且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许多民事单行法②的施行经验、法院的判决、学者的见解的结晶。

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法制建设的基础，重要性可想而知。

此次民法典起草，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法律论辩最为热烈的议题。

最能代表祖国大陆此次民法典起草的立法方向的草案有三，即“官方草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领衔起草的草案和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领衔起草的草案。

③“官方草案”似乎是整合现行民事单行法、两份学者主持起草的草案和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九位成员意见做成的，呈现出对各种民法法典化意见的取舍。

如果依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议定的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中国民法典编纂，则此次祖国大陆民法法典化的选择会在2010年前作出。

在祖国大陆立法机关作出选择前，探讨民法法典化的选择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之所在。

一、民法是否法典化的争议此次民法典起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起草。

从前三次民法典起草都半途而废，就知道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并非没有争议，即使要制定民法典，对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也有不同意见。

笔者将在下文分别简要叙述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各种意见，并加以评析。

(一)是否制定民法典1.正反意见叙述以前的三次民法典起草都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有人反对制定民法典。

本次民法典起草，也一直有人持反对态度。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迟迟不通过民法典，也没有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纳入近期的立法规划，而是优先起草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做法了。

④反对现在制定民法典的学者认为，制定民法典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学者关于民法文化和理论的积累，另一个是审判实务的积累，而民法学界尚无足够的学术积累以制定反映中国现实的民法典。

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法典的制定纳入立法规划后，这些学者即主张如要制定民法典，就应制定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典，⑥使其他法律渊源可以用来补充民法典。

主张制定民法典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后制定了二十几部重要的民事法律，在实践上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基础，而为了进一步健全民法，制定民法典势在必行。

⑦2.评析民法典的功能有三，即行为规范、权利告示书、裁判规范，⑧而前者是后两者的前提。

因此，制定一部民法典供人民遵守而人民又都遵守这部民法典将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制定民法典的最终功能。

但这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人民懂这部民法，二是这部民法确实是部好法。

就前者而言，则这部民法必须是中国的民法，而非外国的民法，只有人民的知识经验所能理解的法典，人民才会懂，懂了才知如何遵守。

就后者而言，这部民法必须能够全面调整人民间的权利义务，使人民愿意遵守，遵守的结果会真的对国家有利，这就必须仰赖立法者的智慧，还必须具有前瞻性，否则立法时虽对国家整体有利，但若因环境变迁而变成恶法的话，则不立也罢。

由上述可见，祖国大陆此时是否应该制定完整民法典就不是必然的肯定命题了。

然而人民只有知法才能守法并进而保障个人的权利，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就会制定相关的成文法典，使人民易于了解并加以遵守。

因此，完全的判例(不成文)法在现代国家大概是不可能的。

⑨现代国家都在进行不同方式的法典化。

因此，本文第四部分所介绍的各种民法法典化的选择都应纳入考虑的范围，而松散式、开放式民法典当然也是民法法典化的一种选择。

传统的比较法研究通常将世界主要法系区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前述的争辩都与此相关。

然而，此种区别其实意义不大。

[10]所谓的英美法系并非没有成文法典，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872年就已经制定了民法典，[11]只是法院通常仍以判例为裁判依据。

不过，英美法系的法典通常是不完整的，而由各种单行法编纂而成。

所以说，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典确实和英美诸国的民法法典化的类型相似。

笔者认为讨论民法法典化时应超越此种藩篱，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制定民法典并作出中国在比较法上的贡献。

•[12](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1.不同意见叙述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祖国大陆的许多学者也以此作为学习民法的重要基础，加上台湾地区一些学者的鼓吹，认为中国既然在20世纪初继受了德国法，目前也就已经没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

因此，台湾地区“民法”所仿效的德国民法，也就成为许多学者所认为应该仿效的对象。

[13]反对仿效德国民法的学者认为，中国制定民法典必须突破德国的模式，要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为世界的法制进步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非复制德国民法。

复制德国民法是学者对整个民法无所作为的表现，而且也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4]无论是否仿效德国法，都可能是制定体系化的完整民法典，使法律解释适用的空间受到相当限制。

因此，就有学者主张制定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15]使其他法律渊源可以用来补充民法典。

2.评析就是否仿效德国法而言，显然目前的共识是不仿效德国法，而是多元仿效各国立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和1991年新颁布的《魁北克民法典》就是融合德国法、法国法和英美法的结晶。

笔者认为此方向十分正确，模仿他国立法只是手段，目的是满足国家社会所需。

姑且不论德国国情与祖国大陆不同，制定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民法是否合于现代社会所需(当然德国民法也在修正)也值得怀疑。

更何况模仿的对象也应选择最好的，目前主掌世界政治经济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法制虽然未必都符合祖国大陆的需求，但成就一个超极强国的法制，就比较法而言，并无忽视的道理。

祖国大陆目前受美国影响最大，但是祖国大陆整个民法学界对美国法制的了解却十分有限，许多学者常常忽视其存在。

如果祖国大陆法学界的法学研究方法已成熟，倒也不需仰赖比较法，但是目前却是移植外国法居多。

而既然要移植就应移植最好的。

因此，在不确定美国法制没有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就应该花时间去研究，然后再决定如何移植也不迟。

治本之道则是重视法学研究方法，重视本土研究，使我们制定的民法真正成为中国的民法，则许多争议都将消弭于无形。

二、法典化的中心思想在叙述民法是否法典化的争议后，有必要探讨法典化的中心思想。

作为法典化的指导方针，不能为法典化而法典化，法典化是有目的的。

决定是否法典化和如何法典化，都不能偏离法典化的中心思想，否则将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

(一)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否法典化，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基本概念，即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在解释适用民事法律时不能被民法典所束缚，除了参考特别法外，也可以参酌法理而跳脱法典的文义进行解释。

也就是说，要解放思想，不受法典文字所限，才不会造成法律僵化;法典化容易使法律僵化，这也正是法典化的缺点。

具备此一基本概念，即可避免法典化带来的法典僵化的缺点。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

”而1997年“台再字”第97号判决认为：“按物权之新种类或新内容，倘未违反物权之直接支配与保护绝对性，并能以公示方法确保交易安全者，即可认为与物权法定主义存在之宗旨无违。

”依此号判决意旨，如能确保交易安全即可以创设物权的新种类或新内容，事实上即等于放弃物权法定原则而采取了物权自由原则。

此一解释显然与文义不合。

但解释适用民事法律，本来就可以类推适用或目的性限缩，而不受文义拘束;可以针对个案依法理修正或补充法典的规定，而不必完全受到法典文义的束缚，(二)功能决定法典化的概念法律是社会生活规范，法律有规范、诱导人们行为的功能。

诱导人们的行为利己利人利国家就成为法律解释适用的主要任务，而法典所呈现的法律概念也必须达到规范的功能。

这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创设法律概念不能偏离规范目的，不能创设无规范功能的法律概念;•[16]或任凭法学者的喜好，任意移植他国法律概念，而偏离本国人民的法律感情; [17]也不能为了法典看起来美观，而勉强创造中看不中用的法典形式[18]与法律概念。

法律文字配合逻辑推演，比探求法律整体规范功能或规范意旨显得较为容易，这造成有些学者在起草法典文字或解释适用法律时，只是展现外语能力，玩弄文字游戏，而忽略了法律概念所蕴含的功能对解释适用法律的指导意义。

因此，如果要法典化，就必须以规范功能来决定法典化的法律概念。

(三)建立简约又能符合个案正义的法律法典的文字依一定顺序编排法律原理原则，比冗长的判决书文字较为精简又适于查阅，较容易使人学习、了解，而学习、了解法律的全貌后才知道如何遵循;法官以法典为依据作为裁判的规范，也比归纳无数判决先例的见解较为省事，更方便审判工作，减少习法用法的成本。

因此，使庞杂的民法变得较为简约有条理，减少习法用法的成本，就是法典化的最大功能。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国家社会的公平正义建立在每个个案的公平正义之上。

如果无法使个案符合公平正义，也就没有公平正义的国家社会可言了。

而民事案件千变万化，为求每个个案的公平正义，法典文字又必须就各种不同类型的事实分别规范，这又将使法典文字变得十分冗长而无法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