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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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李约瑟之谜描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一方面,直到明代和清代,新技术不乏出现,另一方面,历史上如此多的优秀技术,竟然一直缺乏科学理论化的概括,直至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的发展,被其他国家侵略。
要解释李约瑟之谜,首先要考虑一下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并将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之进行比较。
6.1 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
考察欧洲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可以发现几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
(1)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美)詹姆斯.W.汤普逊,商务印书馆,1996年),只有依靠手工业,以贸易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于是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阶层:商人、资本家和工人。生产或者经营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
(2)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体制也必然是民主体制,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可以完全控制国际市场。实际上,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农业发展落后,经济来源主要依赖航海业和商业的缘故(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
(3)民主政治体制对于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工业革命前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黑暗的中世纪)虽然也试图压制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但是当资本家、工人和商人的经济利益的发展受到这种政治体制的阻碍而无法进一步提高时,矛盾的激化将必然导致新科技的产生和相应的政治变革。
所以可以这样说,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并且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耕地面积、气候条件等),一直难以得到提高。这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发展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当这三个重要的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在科学技术和理论方面有较大突破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时,就必然地出现了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非农业科学技术。
与此相对应,我国古代的资源禀赋特别适合农业生产,农民为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在农业技术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于是就有了以下的结果:
(i)农业的发达,使得农民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是我国古代经济的特点。
(ii)与自然经济最适合的政治体制莫过于中央集权制(已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对于帝王而言,整个国家都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帝王就是一个最大的地主。
(iii) 作为社会的统治者,所有的地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需要民众“本分受法”,而对于民众而言,只要有一小块地,就能够生存,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农田,“本分受法”的风险最小。于是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的圣经,而以服从为特点的“三纲五常”就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iv)这种情况下,新的科学理论的创新就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极限,只要还有提高的余地(满足自给自足的余地),(i),(ii) 和(iii) 的关系就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很难被打破。历次改朝换代的原因是土地的分配,而每个朝代初期的兴盛也是由于土地的分配,这些政权更替的过程,也就是利用土地分配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正如林先生文中指出的,我国古代的人地比率并非总是在减少,而是17世纪中叶比11世纪有所增加,也说明了古人为了缓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压力而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
(i),(ii)和(iii)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形”也说明,在14世纪,中国的市场发育和生产率水平虽然已经较高,但是应该注意到当时还是以农为本。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他们经商和经营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购买土地。只要有了足够的土地,他们就会舒适地当起地主,因为地主的休闲显然要多于其他工作(经商和搞手工业)。社会上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把那些典卖自家土地的人称为“败家子”。
(v)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只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可称之为“李约瑟瓶颈”,是指在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最高水平。)不被打破,由此产生的稳定的“三角形”就很难被打破,从而使科学技术的根本性创新成为梦想。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人口的剧增,这个瓶颈就要被打破,但是太晚了,西方人的侵略开始了。
6.2 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早已结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实际上,中国人以前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只注重提高产量,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自给自足思想的影响,当然,60年代的自然灾害对决策者心理的影响也不可否认。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已经逐渐能够满足口粮消费并且出现了剩余,在需求渐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口粮得到满足的农户收入的增长慢了下来,所以决策层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以下几点都是应该考虑的:
(1)改变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理解,从只注重农产品的产量转向口粮安全。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建议(黄季焜,1996)。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应该更加注意国内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市场行情,根据市场需求相应地调整种植业结构。
(2)高层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最近几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将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
(3)加强文化道德建设,提倡求实和创新应该成为“以德治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词概括就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意味着求实,求是意味着追求真理的创新过程。这是整个科学发展历史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在外力的推动下,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竞争机制的激励,对生产率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然将刺激社会对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的科学技术的需求,从而带来新世纪中国科技的腾飞,最终“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