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书姓名大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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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本图书与医学传播

摘要：福建建阳出版的图书即建本图书在传统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无论是在国内的医学界，还是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医学领域，所起的作用都十分重大。

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它是保持和加强人民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和实践活动的体系。中国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它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医的从小到大、从局部到跨区域大面积发展，与各种传播手段、传播载体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五代宋元时期的战乱和辽金元统治所带来的落后风习，曾使社会生产遭到阻滞和破坏，但中国的南方蒙受战祸较少，发展也较多，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宋元时期的造纸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在四川、浙江、福建等地，出产质量较好的纸张。自从隋唐之间有了雕版印刷的发明，五代时候开始用以刻印儒家经典，北宋时期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大大改进了印刷技术，因此宋代是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发展的时代。其中浙江临安的雕版最好，福建、四川的也不错，所刻之书既多又佳，有些至今还是很名贵的［1］。史书上所讲的福建雕版，多指闽北，尤其是指建阳，史学上将建阳出版的书叫做建本，而建阳的麻沙、崇化(现书坊)印刷业，源于唐代大批中原文人的南迁，五代时期得到发展。自北宋起建阳麻沙、崇化两地雕版出现了兴旺，南宋则为全盛时期，越元、明、清起落变化，经历700余年，建阳麻沙、崇化的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号称图书之府，历史上与浙版、蜀版齐名，是三大图书出版中心之一。这既与当时的文化人避乱来到闽北落户有关，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有关，与当地的丰富的竹木资源有关，也与建阳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便利有关。

闽北手工造纸起源于唐代，宋代开始用当地所产嫩竹造纸。由于资源丰富，原料价格低廉，造纸成为各县主要的手工业之一。建阳、顺昌等县的竹纸质量相当高，产量相当大，竹纸成为书籍印刷的重要的原材料［2］。

据书籍记载，南宋时期，建阳出版的版本书籍，已是行四方者，无所不至。有诗曰：“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还有“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这些都真实地描写了外地商贾在建阳贩书的情景［3］。鼎盛时期，麻沙和崇化的人口剧增，刻印书籍已成为居民家庭的手工业，大量书籍的出版，对祖国文化的传播、保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医学书籍也在得到广泛的传播。建本图书，不仅在中国国内流传，而且有的远销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宋代外贸活动中，就有福建泉州海船载建本书籍换取新罗的人参和布匹的记载。

元代建阳人余志安(1275～1348年)，曾于大德甲辰年刻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0卷，于天历三年刻有《新刊王氏脉经》及宋慈所着的《宋提刑洗冤集录》，在国内流行。

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当密切，中国的医药学，在唐代对朝鲜有影响。宋元时期，中国的医书不断输入朝鲜，也向日本输出包括宋慈的《洗冤集录》在内的一些医学着作，同时继续传入波斯、阿拉伯一带。建本图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元代建阳余志安刻本流传到朝鲜后，两次被翻印。在元朝，朝鲜、日本两国不仅行销建本图书，还曾派人到麻沙招募刻工，余氏书肆俞良甫等50余人应聘前往日本从事刻书业。明·万历年间建

阳余象斗刻印了日本人大河王拳所撰的《大河外科》一书，此刻本流传日本后，也于1848年被日本人影抄［4］。

对刊刻医籍贡献最大的人要数熊宗立。建阳崇化出版的医学书籍，明代比前数代尤多，内科、外科、针灸、妇科、小儿科、本草等门类齐全，其中的熊宗立，既为医者，又参与刻书印刷，对医学书籍的出版、流传，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正统丁巳(1437年)至成化甲午(1474年)，熊宗立从事医学研究37年，编着、点校的中医着作达20余种，是福建历史上自编自刻医书最多的人。一些作品，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并有不少独特见解。

熊宗立刻书的代表作是《名医类证医书大全》，共24卷，后附《医学源流》1卷，是一部中医临床医方的类编，是在元代孙允贤《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10卷等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博采众长，分门别类，编辑而成，书出版后，广泛流传，对中医临床具有极高的价值。该书传入日本，被视为“医家之宝”，对日本汉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明·成化三年(1467年)熊氏种德堂刊本(5册本)，是明代医方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明代医学史有传。此书传入日本后，阿佐井野宗理于日本大永八年(1528年)复刻流行。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六卷，是熊宗立刻书的另一代表作。《难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久远，在古代以传抄方式保留下来，难免出现错字、脱漏、衍生等错误，且古代语言文字古奥艰涩难懂，给后代学习造成困难。只有那些饱读医书者，才能纠正谬误。熊宗立根据《难经》原文逐条注解，文字通俗浅近，且于卷首绘图28幅，直观明了，便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该书传入日本，也被翻刻。

《伤寒运气全书》十卷，把运气学说和伤寒六经辨证关系加以联系，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六卷，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的关于中医脉象的专书，意义深奥，不易读懂，历代医学家对其加以注释，熊氏则广泛地吸收多家研究成果，删繁就简，选择精粹加以通俗的注解，并使用图解的方式，便于读者领会和掌握。《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一卷，把中医经典着作《内经·素问》中关于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以歌辞形式表现出来，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十卷，是在元·吴恕撰的《伤寒活人指掌图》的基础上将元代众多医学家研究《伤寒论》的成果加以注疏、汇编而成。《备急海上方》二卷及《山居便宜方》十六卷，熊氏作。《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一卷，《素问》、《灵枢》混合分类重编的风气，以明代为最盛。熊宗立将宋元遗留下来的运气之说用于注释《内经》，成上书一卷，也是明代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以上为其主要着作，在陈邦贤着的《中国医学史》中，收集明代的医学文献书目328本中，就收入熊宗立的《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伤寒运气全书》、《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名方类证医书大全》(新编)、《山居便宜方》、《备急海上方》共8本书［5］，内容广泛，可见熊氏的医学成就之大。

在他所刻书中，《伤寒运气全书》十卷为注释医学经典着作；《八十一难经经络解》为俗解经典着作。《类证注释钱氏小儿直诀》十卷，是在宋代钱乙撰、阎季忠集《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类证陈氏小儿痘疹方论》二卷，是在宋代陈文中撰《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基础上加成。《历代名医考》，原本是宋代周守忠撰的医学史文献《历代名医蒙求》。《新刊袖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