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

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

这曾经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的地方，也曾经是一块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者众多充满色彩和韵律的象征符号，当破译出的这些符号回响着中古时代文明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传扬这样一个名字——敦煌。

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上，敦煌不过是西北边远地区的一个县级城市但在历史上，它却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为我们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敦煌位于中国西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征伐匈奴，派大将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走廊，重创匈奴，使河西归入汉朝版图，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汉王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敦煌郡设置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从此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这一基地的巩固，汉代一方面从内地往敦煌大量移民，一方面又征发军队来此戍守，移民和戍卒在敦煌开荒屯垦，兴修水利，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敦煌，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为敦煌逐步发展成为西部的军政中心和商业城市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个世纪，敦煌之所以一直作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除了战略上的重要性之外，与其经济的繁荣是分不开的。敦煌不仅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

的重镇，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前，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的商业贸易通道，一直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则扼其咽喉。从这里，人们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西方，随着西汉时期对敦煌地区的开发，汉文化开始进入河西。魏晋时，敦煌涌现出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从而奠定了浓厚的汉文化基础；同时，敦煌又敞开胸襟，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文化，使敦煌成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世界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现象。不仅如此，历史上的敦煌，还是多民族杂居之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有大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繁衍生息，又有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鹊、党项、蒙古等族统治经营，这使得敦煌历史文化由于少数民族的加入而五彩缤纷，辉煌灿烂。

敦煌，因为历史的钟爱而辉煌，又因历史的冷漠而衰落。13世纪以后，敦煌逐渐沉寂，直到20世纪初，敦煌因为莫高窟的存在和藏经洞的发现再一次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 ——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是20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由于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学科。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称，“教煌学者，

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一名称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

敦煌学的内容十分广泛，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本刻本文书；二是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石窟艺术。无论何者，均数量丰富，历年悠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根据各国最近公布的数字统计，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约近6万卷，多数为六朝隋唐的写本，也有少量的刻本与拓本。宋元刻本的价值已弥足珍贵，敦煌文书多为宋代以前的写本，因此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从文书内容上看，涉及领域极广，故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与“百科全书”。

敦煌是中古时代著名的佛教城市，敦煌文书中以佛教典籍最多，举凡经、律、论三藏诸种教派的经典应有尽有，约占敦煌文书总量的90% 左右。这些佛教写经，所用底本精良，手写认真，足堪校勘传世佛经。敦煌发现的佛教文献，既有本地的译经、疏释、著录及刻写本，也有大量自外地流入的法物。从一些文献题记可以看出，敦煌早已有了自己的译场，从北魏开始就有了专门的写经生。这些写经生靠替施主抄写佛经而生活。当地僧众学习用的佛经和注疏，以及州县学校发给学生用的课本和学生听讲笔记等物在敦煌也有不少留存。中原的帝王将相、世家豪族，不乏崇信佛教者。他们常常做这种“写经功德”，将写经分送全国各大寺院“供养”。张、曹归义军时期，每当向中原王朝进贡时，常附带有“请经”任务。而朝廷的回赐物中，也常常有佛经。如《沙州乞经状》曰：“沙州先得帝王

恩赐藏教。即今遗失旧本，无可寻觅欠数，却于上都乞求者。”另外，求法的僧侣、东西往来的商人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佛经。从以上两个来源可以看出，敦煌所出佛教文献既体现出本地特色，同时又可视作4至14世纪中国佛教文献史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敦煌地区佛教兴盛，但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连接东西方文明，其它宗教也在敦煌生根植芽，繁衍发展。道教、摩尼教、景教、袄教等文书数量所占比例也不少，反映了古代敦煌以佛教为主、多教共融的特征。尤其是后三种外来宗教，在唐代的宗教开放政策下传人中国，一度流行。即使在唐武宗会昌法难的打击下，由于敦煌当时在吐蕃的控制下，未受影响，这些宗教仍然得到发展。现存敦煌本《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法仪略》、《下部赞》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等都是研究摩尼教和景教的珍贵材料。袄教则在粟特人的积极活动下，在唐五代敦煌得到播扬，敦煌文书中保留了许多袄教活动的记载。由于这些外来宗教在历史上备受迫害，经典无存，中原地区在会昌法难后也趋于灭绝，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诸教经典和有关宗教活动的文书，其价值不言而喻。

尤为珍贵的是，在敦煌佛经文书中，还保存了许多藏外佛经，诸如《大乘入道次第》、《大乘稻竿经随听疏》、《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瑜伽师地论分门记》、《瑜伽师地论手记》等佛教经典，在印度、中国均早已失传，未被收人《大藏经》中。由于敦煌文书的出土，这批古佛佚经是对《大藏经》的有益补充，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为中原王朝的西部重镇，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儒家经典西传至敦煌者也不少。在文书中《论语》、《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孝经》、《尔雅》等儒家典籍均有发现，达数百卷之多，且为六朝隋唐写本，保存了古本儒经的真相，在校勘学和纠正后代注疏家的分歧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文书中还保存了一些文人的诗词文集和民间文学作品，多数未被《全唐诗》收录，可补其不足。价值较高的如韦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地区还出现了两种新的文学体裁，一是变文，变文是脱胎于讲经文的讲唱文学品种。它同讲经文的联系表现在: 使用押座文；有些变文又名“缘”、“因缘”和“缘起”，以关于佛本生、本行、因缘果报故事为题材；在《破魔变》等作品中，还有“经题名字唱将来”一类讲经文的唱辞痕迹；相当数量的变文作品用于俗讲场合，由僧侣讲唱。变文既然是配合变相之文，是变现、变化之文，那么，转变艺术用来表现世俗生活，便是它题中之义。敦煌写本今存二十一种变文作品，相当数量采用世俗题材，其内容涉及王陵、舜、李陵、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和张义潮、张淮深等现实人物。通过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李贺《许公子郑姬歌》、王建《观蛮妓》诗及《谭宾录》、《酉阳杂姐》等记载可以知道: 在唐代的转变艺术中，最流行的是王昭君故事等世俗题材的作品；它们在“变场”这种专门场所中表演，表演者往往是女性艺人；它说唱结合，拥有“清声委曲怨于歌””转角含商破碧云”等艺术化的唱诵手段。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导致了文本特点的丰富性。敦煌变文往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