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讽刺功能与剧场性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王志涛、陈连仲表演的相声

《特殊生活》等作品，通过演出、广播、电视，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风靡全国，成为电台重播率最高的作品。

这些作品充分发挥了相声的讽刺功能，以犀利的语言，将矛头直指文革期间

“左”的形式主义做法，形象生动地讽刺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迫害无辜的不良风气。

当时正值全国思想解放初期，许多内容都是不能触及的禁区，这些作品对于思想禁锢多年的百姓而言，无疑似一记重锤，叩响了人们的心扉，让大家压抑多年的情感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在老百姓的眼中，这些相声演员，俨然就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这一时期，也是新时期相声发展的鼎盛期。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表演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相声共有600多段，

现今经常演出的有100多段，其中60多段是讽刺题材的作品，多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语言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即使是歌颂题材的作品，也是采用歌颂和讽刺并用的手法。

讽刺是相声的精髓。《现代汉语辞典》中，对“讽刺”一词的解释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相声中的讽刺主要是借助夸张的手法，以夸张的语言将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

相声的讽刺功能与剧场性

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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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加以放大或变形，从而深刻地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得越深刻，产生的喜剧效果就越大，讽刺力量就越强。

讽刺是一种高级艺术，必须具备机智、含蓄、巧妙的艺术技巧，需要把握分寸，在“无足轻重”的伤害中鞭挞假恶丑，让人们笑着与人性的弱点告别。讽刺要巧妙，巧妙就是要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讽刺还要真实，真实就是要在情理之中。

实践证明，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如《关公战秦琼》、《买猴儿》、《夜行记》、《虎口遐想》等都是充分发挥了相声的讽刺功能，在嬉笑怒骂中，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切中时弊地鞭挞假恶丑，肯定真善美。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相声应运而生。电视传播速度快，观众广泛，对播出内容的要求也就更严格，原本在小剧场演出的讽刺题材相声，大多都不合乎电视播出的要求，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碰，禁区越来越多，原本相声作者就少，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按导演组的要求创作，按晚会的主题写相声，久而久之，关注社会现实、讽刺社会不良风气的相声越来越少，听了让人酣畅淋漓、心灵震撼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取而代之的是歌颂题材的相声，即使有点讽刺，也只是隔靴搔痒，让人听了很乏味，不能产生共鸣。尽管电视相声为相声的普及立下汗马功劳，但由于晚会相声多为歌颂题材的作品，缺少犀利的讽刺，最终导致好作品和好演员只能远离荧屏。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相声丧失了讽刺功能，就像没有放盐的菜肴，即使加入再多的调料，也还是觉得没有滋味。何况相声原本是剧场艺术，它是一种直接与观众交流的艺术形式。在电视机前看相声，荧屏犹如一堵墙，将演员与喜爱相声的观众阻隔开，而演播厅中的观众又未必喜爱相声，不情愿与演员互动，缺少了与观众的交流，演员的表演就会很被动，这种状态下的表演，难免会让荧屏前的观众感到很生硬。在电视晚会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在观众席前领掌，现场观众虽然笑了，荧屏前的我们却觉得莫名其妙。

剧场是相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据史料记载，早年相声的演出场所主要以茶馆、茶社为主。仅以沈阳地区为例，当时的茶馆、茶社就有百家以上，主要演出评词、大鼓和相声。1949年，沈阳成立“相声大会”，这也是沈阳地区最早的相声专业团体，类似现在的北京相声俱乐部和德云社，有固定的演员和演出场所，演出的曲目多为传统相声，所有收入都统一分配，演员按劳取酬，压轴的演员挣得多些，其他演员挣得少些。

由于“相声大会”的演出场所是茶社，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这种近距离的表演，极易调动观众的情绪，更易激发演员的热情。如果发现观众表情木讷，出现冷场，下一对上场表演的演员就会及时调整演出内容。观众的反响越强烈，演员的情绪就越高涨，这种特殊的观演关系，既培养了观众，又孕育了市场。虽然演出的段子多为传统相声，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不时也会加进一些与现实生活相贴近，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内容，以此吸引观众，产生共鸣。

因“相声大会”是几代艺人同台献艺，各显其能，相互取长补短，成立之初，便受到业界的欢迎。许多相声演员将相声大会看成竞技场，在这里既可以丰富自己的舞台实践，也可以从其他艺人身上学到很多技艺，演出场次越多，演员的心态越放松，演出效果也越好，时常会出现即兴的包袱，现场气氛热烈。“相声大会”可以称得上是制造笑的梦工厂，在这里观众不时会开怀大笑，但这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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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被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

由此可见，对相声来说，小剧场是完善作品和锻炼演员不可缺少的生存环境。历史上绝大多数优秀的相声作品，都是在剧场的演出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改，在与观众的交流碰撞中进行磨合完善，千锤百炼，才流传后世的。

近年来，随着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人们可选择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相声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渐渐被边缘化。一方面那些原本喜爱相声的观众，觉得电视相声内容空洞乏味，缺少现场感，而不再去关注它；另一方面，年轻观众对相声不屑一顾，在他们眼中，相声还不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过瘾。笔者虽然不喜欢周立波的表演，但也认同周立波的演出内容，与那些不痛不痒的电视相声相比，周立波的作品更关注民生、时事，更具现实性、时效性，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相声要想改变现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让这门有着百年历史的艺术形式回归剧场，回归讽刺的本体。令人欣慰的是，自上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相继在北京、天津成立了相声社团，在经历了创办之初的艰难之后，现在已做得风声水起，有些相声剧场门前还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笔者曾到京津两地的小剧场观看相声专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掌声笑声不断，单纯搞笑的作品虽然演出效果也很好，但观众反响最强烈的还是那些讽刺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反映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诸如关注民生的食品安全、教育公平、腐败等题材的作品。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习惯于说假话、套话和官话，但更想听到的还是真心话。讽刺题材的相声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代表了民意和民心，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尤其是对种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抨击，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中，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对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憧憬，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当然，相声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不同于法规或行政命令，如果想通过一段相声去解决某个社会问题，那是不切实际的，但相声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产生影响，从而起到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如果像电视晚会那样，单纯以歌颂题材为主，就有悖于相声的基本功能。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讽刺，并不是怨天尤人、发牢骚、骂大街、宣泄不满情绪。就像有些作品听起来是在为老百姓说话，却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讽刺，是不可取的。就全国而言，尽管北京、天津的相声发展态势良好，但其表演的作品大多是传统相声，或是纯娱乐性的作品，真正以讽刺题材为主的作品很少，能留传后世的作品更少。何况相声的发展，并非仅仅相声界本身的事情，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仅以辽宁为例，以杨振华为代表的辽宁相声向来以讽刺见长，他们创作的许多作品在全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辽宁相声也以语言犀利、包袱密集、辛辣豪放而被业界称道。面对津京两地相声剧场的火爆，辽宁相声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杨振华、金炳昶、常佩业、贾承博、王平等这些曾经活跃在舞台和荧屏的相声名家，有的因年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的转行当了主持人和影视演员。更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辽宁没有一家专业的相声剧场，相声演员和作者更是后继乏人，没有了阵地，新人断档，辽宁相声岌岌可危。

由此可见，相声要想发展，单靠相声界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相声这门传统的艺术形式才能重新绽放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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