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 《猫城记》：噩梦与乌托邦的幻灭

② 老舍回国不久发生9·18事变，日本大举侵占我东三省，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参见《老舍研究资料》，曾广灿、吴怀斌编，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33页。
③ 老舍：《猫城记》，《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④ 老舍：《安国访问述感》，《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766页。
在某种程度上，《猫城记》中乌托邦所否定的一面源于欧洲的东方学。小说中关于“猫城”人的形象恰好符合欧洲东方学对中国的“言说”和“想象”。欧洲从16世纪开始出现“中国热”，对中国的形象言说多是一种美化。但这种热潮到18世纪中期开始消退，对中国的态度开始由尊崇到诋毁，由好奇到厌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推翻了前一个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美好看法，小说中的中国人肮脏、懒惰、势利、狡诈……中国人完全被妖魔化了。到1900年义和拳运动后，欧洲更是加深了这种对中国的妖魔化，而且逐渐成为一种“套话”，成为东方学的一部分，为普通人，甚至学者所接受。从《猫城记》对猫国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东方学的这种“套话”对老舍的影响。
从内容上讲，《猫城记》又是一个寓言式的噩梦。“我”降落火星遭遇了一群最糟糕的人：猫国民众又脏又懒、麻木愚昧。小说详尽描写了猫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他们嗜食“迷叶”(暗指鸦片)，精神萎靡不振。他们对同类凶狠暴戾，却又心性怯弱，畏惧外国人几乎是一种天性。在矮人国进攻时，猫人争相逃跑或抢先投降。他们对外妥协，对内相互残杀，最后剩下两个猫人。“他们就在笼里，直到相互咬死，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猫城记》实际上批判了当时国民的愚昧、懒惰、懦弱、守旧、势利、不团结等劣性。这是老舍对民族文化批判的最尖锐的一部小说，显示了他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很明显，《猫城记》是对当时中国的批判,也是老舍从欧洲留学回国后所见所闻的内心写照。
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是这个文明的特征,纵然构成这个文明的分子也有带光的，但那一些光明决抵挡不住这个黑暗的势力，这个势力，在我看来，必须有朝一日被一些真光，或一些毒气，好像杀菌似的被剪除净尽。⑦
在小说开始，我们还可以感觉到老舍式的喜剧色彩和荒诞可笑。但到这里，一股透骨的悲凉从小说中弥漫开来，渐渐淹没了笑意。通过“乌托邦”的他者之镜，我们才发现“自我”是何其丑陋残缺，尽管这个“镜中之像”与乌托邦一样是不真实的虚幻，都一样最终还是要破灭而走向现实。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 1516年)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之后这类作品便逐渐被统称为乌托邦文学。《猫城记》中“我” 看到猫城满是肮脏、贫穷、战争、政治混乱……只有一个景象是美好的，那就是在梦中：
我睡不着了。心中起了许多许多色彩鲜明的图画：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③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梅启波，华中师范大学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石卉，郑州大学文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① 史承钧、伍斌：《老舍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三、《猫城记》与乌托邦的破灭
《猫城记》出版后，梁实秋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认为它标志着老舍艺术思想的成熟，特别是作者在痛快
淋漓地讽刺现实时，还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⑥其实，老舍并未能一直保持冷静的态度。在小说的起初，老舍还努力使“我”保持一种“外国人”的身份，高高在上、冷眼旁观这个可怜的“猫城”。这种“冷静”源于老舍从欧洲归来时还带着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即以欧洲文化来再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是随着情节的推进，老舍笔下的“我”便迅速显露了真实身份。“我”分明是一位对猫城爱得最深，恨得最切的爱国者。“我”热心地承担起考察猫城的责任，然而这种乐观心态没能维持多久，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乌托邦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猫城文化骨子里的落后和封闭，使它缺乏涵纳异质文化的健全机制。外来的新东西传入之后,他们先是惊慌失措,接着就依了自己的塑模加以改造。老舍在作品中借小蝎之口感慨，“新制度与新学识到了我们这里便立刻长了白毛，像雨天的东西发霉”。
⑤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⑥ 梁实秋：《猫城记》，《梁实秋文集》第7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第199页。
⑦ 老舍：《猫城记》，《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
通过噩梦，《猫城记》放大了中国当时现实的黑暗、残缺、压抑。猫城里人与人的关系、世界观、价值标准同现实有巨大差异，完全是另一世界。小说文本同现实世界构成了强烈对比的双重世界，这种对比不仅印证了这是一场噩梦，从根本上讲，还反猫城文化具有强大的销蚀人心志的力量。小说中的“我”曾经试图以自己的热情来感染小蝎。但可悲的是，最后不是“我”的乐观影响了小蝎,反而是小蝎的虚无与悲观改变了“我”。猫城的一切都证明“我”起初的乐观,不过是一个美丽而幼稚的梦。在小说结局,“我”的思想与小蝎已无多大差别，完全是小蝎的一次重演。这种重演无疑具有普遍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老舍回国后的心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宿命般的“回归”，更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梦想的破灭，这或许是《猫城记》最为触目惊心的悲剧性所在。但乌托邦终究是一个梦，是与自身文化相异的理想，它与现实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我们可以看看“我”梦醒后所得出的结论：
《猫城记》中，老舍最终将噩梦与乌托邦一并毁灭，极具悲剧色彩。小说显示了老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其创作明显受东方主义的制约，小说出版后受到激烈批评。老舍开始反思，自己也认为那是个不成功的作品。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老舍离开中国七年多，回国之后未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此后，老舍思想上做了很大的调整，创作了《断魂枪》等一系列小说，开始了他新的探索。
这色彩鲜明、秩序井然的景象和猫城形成强烈对照，这景象很明显带有老舍留学的欧洲痕迹，也是《二马》中描写的英国才有的景象。对于“猫城”来说，这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史承均等在《老舍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一文强调了老舍受西方反乌托邦文学的影响，但忽视了从根底里还有中国文化的源头。老舍多次表示,“自幼喜读描画乌托邦的作品”④。在老舍写实和讽刺的笔下，实际上潜藏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他说:“几乎没有文艺作品是满足于目前一切的。乌托邦的写实者自然是具体的表示对现世不满，而想另建理想国。”⑤老舍这段话也点明了乌托邦具有否定现实的一面。曼海姆认为乌托邦体现的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则认为乌托邦对权威提出永久性的怀疑，起着颠覆社会的作用。18世纪启蒙时期，歌德因不满意当时欧洲政治的黑暗，一度将眼光转向了东方。他的《西东诗集》中描写的中国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乌托邦。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发表了《对苦涩的安宁厌倦了》，将自己的国度说成是“残忍”的，因为他梦想的中国是一个乌托邦，这也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氛围的否定。其实，欧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以中国作为乌托邦，来批判和否定当时的社会。
关键词：老舍 《猫城记》 乌托邦 东方学
摘 要：本文认为《猫城记》不仅是一个噩梦，背后还潜藏着老舍的乌托邦思想，即以欧洲文化来改造中国。然而乌托邦作为一种虚幻的存在，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老舍在认识到这种距离后乌托邦随之破灭。《猫城记》正体现了老舍的欧洲乌托邦理想，以及这种理想幻灭后的情绪。
泼了一头冷水，在悲愤失望的情绪中，老舍创作了《猫城记》。
一、《猫城记》：一个噩梦
老舍曾说过《猫城记》就是一个噩梦。这个噩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梦的形式奇特；一个是梦的内容荒谬。
《猫城记》以一个科幻小说的形式出现，讲述一个中国人“我”坐航天飞机去火星一个以猫人为主的国家历险的故事。《猫城记》中不乏科幻小说常有的模式:星际飞行、外星人、探险、灾难。我们可以从《猫城记》的情节主题中寻到凡尔纳、威尔斯等科幻小说大师建立的经典原型。老舍也谈过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给他带来的影响。据施蛰存回忆，《猫城记》在《现代》连载时，老舍在给他的信中明确说过受到了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启发。所以《猫城记》在形式上是一个综合了科幻小说、讽刺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等多种元素的梦幻式作品。
关于《猫城记》，一般研究者多关注它的讽刺性，或者悲剧性，也有学者论述到它的反乌托邦思想。①笔者认为《猫城记》不仅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噩梦，噩梦背后还潜藏着老舍的乌托邦思想，即以欧洲文化改造和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遭遇“军事和外交种种的失败”②，惨烈的现实给带着乌托邦理想回国的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