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联的演讲稿：春联习俗

关于春联的演讲稿：春联习俗今天是大年二十八，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很高兴能和演讲稿大全的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春联的一些知识和趣闻。

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剧烈变化的时代里，一百年前的说法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年最新的说法是“百年未有之变局”。

时代的变化，体现在我们的具体生活中，就是许多传统文化特别是习俗文化的淡出。

在这方面，春节的年俗表现得最为典型，俗话说：“过年三件事，放鞭炮、吃饺子、贴春联。

”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了听觉、味觉和视觉的满足，但近年来因为环保意识的提高，鞭炮已经不受大家的待见，饺子又主要局限于北方地区，算下来也只有贴春联可以算是种优秀的年俗，理应在现代社会中保存和流传。

但是，今天的小区居住环境，与传统的一家一院的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现代楼房设计大部分都没有给春联预留空间，所以春联的年俗也承受着很大的冲击。

近些年来，国家比较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春联习俗作为中华民族比较典型性的文化传统，理所当然也在被保护和弘扬之列，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有“楹联习俗”一项，而我们的春联习俗，就是最主要的楹联习俗。

想要很好地保护和传承春联这一年节习俗，就需要对与春联相关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使用它，因为最好的保护是去熟悉它，最好的弘扬是去使用它。

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力争重塑一下大家对于春联文化的认知。

一、年节习俗与春联的起源楹联习俗的分类很多，比如名胜楹联、行业楹联、庆贺哀挽联等等，但春联是其中出现最早的品种，也就是说，我们谈到春联的起源，实际是在说楹联的起源。

说到要“重塑大家对于春联的认知”，好多听众可能会觉得不以为然，因为，春联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太平常、太普通了，每家都贴，随处可见，并且民俗学作为社会学下面的堂堂二级学科，有无数的教授、博士、硕士都在深入研究，这其中应该不会有什么不为众人所知的知识了。

但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围绕着春联的起源，也就是对联这种文体的起源，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不正确或者不全面的知识和观点。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出于想当然，二是出于信成说。

先说“想当然”。

想当然就是感觉应该如此。

人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把身边习以为常的事情，当成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就是好多东西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久远，比如布满大街小巷的“兰州牛肉面”只是1915年才创制出来的，川湘等地的全民吃辣椒，其实是清道光之后，也就是近代才普及开来的……这种“相当然”放在对联领域，就出现了这样情况：《封神演义》第六十七回，说在一座牌坊上高挂着这样一副联：三千社稷归周主;一派华夷属武王。

《西游记》第二十四回，唐僧师徒到了五庄观，“又见那二门上有一对春联：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

”就是说按照这些小说家的认知，从周朝到唐朝，代代都是有楹联，户户都是有春联的。

其实，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周朝到唐朝之间，是绝对不存在什么春联习俗的，更不会有对联这一文体。

再说“信成说”，成说就是现成的通行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北宋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某宋诗选本在注解“桃符”时，直接说了“也作春联”四个字，于是这些年来每到春节时，铺天盖地的“春节话春联”的文章里，都争相引用这首诗来说明“北宋时期，每到春节，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满了红通通的春联”……其实，这种说法纯粹是凭空想象，北宋时期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大红春联”。

我们查关于春联的历史，还有一个最为通行的说法，是朱元璋下圣旨所推行的，大家常引用的一段文字是：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

帝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

帝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

偶见一家独无，询知为腌豕苗者，尚未倩人耳。

帝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出，校尉等一拥而去。

嗣帝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

”帝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许多资料里都说这段话是引自“明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说》，其实这是睁着眼睛说假话，这位“陈云瞻”，名为陈尚古，字云瞻，是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人，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中举人，是个货真价实的清朝人，一些春联资料上把他说成是“明代人”或说“明末清初人”，只是想自欺欺人地试图增加这段春联记载的可信度而已，早在乾隆时期，纪晓岚就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批评陈尚古的这本书“是编杂记琐闻，多涉语怪”，也就是说这段“民间故事”是三百多年后的文人附会到朱元璋身上的，整个明代根本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根本不可以当成史实来看待，因为在明朝建立的时候，也是不存在所谓“大红春联”的。

既然以上关于春联的观点都是不可信的，那么，真正可信的春联习俗又是什么时候起源以及如何起源的呢?我先直接亮出来结论：一，春联习俗真正在全社会形成的时间是在明朝的中早期，具体时间段约为公元1400-1500年之间。

这里所说的“春联习俗”，有三个要素：1是必须使用专门创作的偶句，2是必须是写在红纸或彩笺纸上，3是上下联必须分别贴在门的两旁，4是在全社会形成大面积的流行。

二，春联的产生在民俗上有两个源头，1、桃符，2、春帖子。

桃符习俗和春帖子习俗由来久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上面出现过多种图形和文字，“独立使用的对偶句”只是上面多种文字形式中的一种，之外还存在着不一定对偶的“祈福文字”和四句或八句的诗歌等。

三，桃符习俗、春帖子习俗、春联习俗，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三种年节习俗，都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桃符和春帖上只是偶尔出现“独立使用的对偶句”，我称之为“桃符偶句”和“春帖子偶句”;春联习俗则必须使用独立的对偶句，这里的对偶句才可以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春联文体”。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一下桃符习俗：桃符习俗是形成于汉代的一种年节习俗，是根据桃木可以辟邪的观念，在春节期间插在大门两侧地上的两个桃木橛子，用于驱鬼禳灾。

后世慢慢发展成为钉在门两侧的两块桃木板，上面绘有降鬼的神像等各类图文，桃符的形制和绘制的图文内容到宋代最为繁复，元代以后又趋简单，至清代已无图文内容，整个桃符习俗到清代晚期基本上从年节习俗中消失。

桃符习俗从出现到消亡，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从名称到大小形状和涂画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插地上的桃符，从人形的木俑演化而来，并由此产生出“神荼”和“郁垒”两位捉鬼的神人的传说，木橛子的顶部还勾勒出两人的眉目。

这种桃符的具体形状，我们今天还能有幸看到实物，这是甘肃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中的人面桃符，应该就是汉代普通家庭使用的桃符的原物。

这种插在地上的桃符，在后来桃符形制发生了各种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前面说的王安石的《元日》诗，按照明代嘉靖的版本，最后一句作“总插新桃换旧符”，说明插在地上的桃符，甚至到了北宋时期仍然很流行。

第二种是挂在门两边的桃木板，这种桃符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南朝梁宗懔(501—565)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

鸡鸣而起。

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帖画鸡，或斲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

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

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桃符其实就是第一种桃符的升级版，从门两边的地上升高到了门的左右，从两根木橛子扩大到了两块桃木板，从粗略勾勒出神荼郁垒的眉目到绘上二位神人的画像。

这一种桃符发展到了北宋时期，上面所绘的图文进一步丰富多彩，北宋吕原明的《岁时杂记》记载：钟馗、门神、桃符、桃板诸物，皆候家祭毕设之，恐惊祖先也。

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

岁旦则更之。

从图形方面来看，此时除了两位神人的画像外，又多出了“狻猊、白泽”等传说中的猛兽，估计是当神人坐骑用的。

从文字方面来说，除了左右书写“神荼、郁垒”之外，还可以写“春词”和“祝祷之语”，这些文字，有些可能是“独立使用的对偶句”，有些则可能是些诗文类。

最早在桃符上书写“独立使用的对偶句”的事件，发生在公元965年，也即北宋乾德二年的除夕，黄袍加身刚四年多的宋太祖已发兵攻打后蜀，后蜀国君孟昶做梦也想不到他在正月里就会投降被俘，而押送到北宋都城七天后就会送命，但在除夕那天，他的兴致还很高，题写或下令题写出了史上第一副桃符偶句，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有“蜀中桃符”一条：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

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

”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有说偶句是辛寅逊所撰，有说是孟昶本人所撰，文字中也存在“号长春”、“贺长春”、“契长春”等差别，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可信的。

但因为灭蜀后赵匡胤就派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赵匡胤又把自己的生日定为“长春节”，所以这一桃符偶句广为流传的目的在于想说明这十个字是种“不详的预言”，从而反证出赵匡胤的登基是“受命于天”，于是在其后的一百余年中，也并没有人尝试再写“桃符偶句”。

直到1081到1084年的某个除夕，被贬到黄州的苏东坡，到友人家里串门，才又一次出现了“桃符偶句”，南北宋间人张邦基所撰《墨庄漫录》卷八载：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

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

”苏轼被贬黄州，遇四川老乡王齐愈(字文甫)兄弟也在附近地区居住，于是两家就亲密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加上苏轼性情豁达，所以就在朋友家的桃符板上直接题写了这对偶句。

事实上，整个北宋167年间，可信的“桃符偶句”史料，也只孟昶和苏轼这两副，这说明，北宋时期不但没有“千家万户门上红通通的春联”，就是在桃木板上，也都是神像或其它祈福之语，就全社会而言，并没有一点“春联习俗”的影子。

第三种桃符是形制较小的钉在门首两侧的桃木块，宋代桃板流行时，这种小的桃符也同时存在，由于形状较小，所以上面不会有复杂的图文，最多还是勾勒出神荼郁垒的形象，或是干脆分别只写“神荼”和“郁垒”两个字。

元代郑廷玉的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桃符是个重要的破案道具，从剧情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这种桃符形状不大，可以直接插在女性的头发里面。

第二，桃符钉在千家万户的门首两边，上面的文字千篇一律，一边写“长命富贵”，另一边写“宜入新年”，这应该是元代桃符的基本面目。

到了明清，桃符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进一步萎缩，《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荣二府过年的情景：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

这说明到了清代中前期，桃符换也不换了，只是每年新油一下即可，上面的文字图像应该是都不存在了，事实上，到了清代晚期，整个桃符习俗也基本上从春节习俗中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