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绍派伤寒的学术创新与薪传(一)

论绍派伤寒的学术创新与薪传(一)

【摘要】《伤寒论》代表了前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温病学代表了后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在伤寒与温病的论争中，绍派伤寒又代表了对外感病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时期。绍派伤寒的寒温一统说可谓异帜独张，它与温病学派的主张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并在不断的学术争鸣中得到完善。

【关键词】绍派伤寒；寒温一统说；伤寒学说；温病学说；通俗伤寒论

Abstract：“TreatiseonFebrileDisease”representsthegeneraltheoryofexopathydiseaseofthetimesbefore；EpidemicDiseaserepresentsthetheoryoflaterperiod.Inthedisputebetweenfebrilediseaseandepide micdisease，the“FebrileDisease”ofShaoschoolagainrepresentsaperiodoffurthe rrecognitiontotheexopathydisea se.TheunificationoffebrileandpestilenceofShaoschoolmaybeunique，whichhasmanydifferencesfrompropositionsofpestilenceschool，andbeingcontinuallyperfectedinsuccessiveacademiccontention.Keywords:febrilediseaseofShaosc hool；unificationoffebrileandpestilence；TreatiseofFebrileDisease；PestilenceDoctrine；CommonFebrileDisease绍派伤寒，始于明代，盛于清、民国时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医学流派之一。这一学派阐扬补充了张机六经辨证体系，又吸收了叶、薛、吴、王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体系，独张异帜于浙江绍兴，其原因及其复杂。学术上的医圣六经辨证地位、温热类传染病的多次流行、吴又可《温疫论》的出版、叶薛吴王温病四大家的相继崛起、经方与时方的争论、伤寒与温病的争鸣、对四时外感病临证经验的不断结累、及绍派医家的勤践苦学与思考探索等等，这些均为绍派伤寒的形成、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场景。可以说，《伤寒论》代表了前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温病学代表了后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在伤寒与温病的论争中，绍派伤寒又代表了对外感病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时期。1伤寒论时期伤寒概温病《内经》、《伤寒论》有温病之名，晋宋以降，代有补充发挥，但终不越《伤寒论》樊篱。观念上宗“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论；治疗上则以六经证治体系为实施准绳，温病附于伤寒之中。晋·王叔和《脉经》例五种伤寒，除伤寒、重暍外，其中就有热病、风温、湿温。《难经》也言伤寒有五，归温病、热病、湿温于伤寒麾下。晋·陈延之稍有发挥，别天行、温疫于伤寒，《小品方·热病门》指出：“古今相传……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惜不为时人所重。以后《巢氏病源》于温病又间有发挥，在《时气令不相染易候》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多相染易”。明确指出“乖戾之气”这一外界有害物质为传染病发病及流行的原因，但囿于议论简略，缺乏论证。《千金》仍以温病附伤寒，《外台》叙天行温疫证候，也几与伤寒同，直至北宋官修《太平圣惠方》时，干脆不为温病另立门户，而散于热病诸门。这种情况，诚如《世补斋医书》所说：“《伤寒论》是五种伤寒之总论”。

温病没有大的发展，然温病的发生及流行却有增无减。据笔者统计，北宋疫病流行13次，明公元1408～1643年间，大疫流行19次，清267年中，疫病流行竟达64次。正由于此，六经证治体系，面临着温病的挑战。六朝时《深师方》指出：“伤寒已八九日，三焦生热，其脉滑数，昏愦身热，沉重拘急，或时呻吟，欲攻内，则沉重拘急，由表未解；直用汗药，则毒因加剧”；呈现对热病表里同病治疗上的困惑。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也对温病治用伤寒法颇多感概：“四种温病（即王叔和归入伤寒的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炯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律）作伤寒行汗下”，“四种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六经证治体系难以解释温病，难以指导临证。以后的韩祗和、朱肱、刘完素等人虽着意探索温病，然与现实仍有相当大的距离。明初王履《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曾评说：仲景所叙伤寒三阴寒证，祗和“求对于春夏温、暑之病”，须“知温暑本无寒证矣”。“朱奉仪（名

肱）作《活人书》，累数万言，于仲景《伤寒论》多有发明”，但惜其“每每以伤寒温暑混杂议论，竟无所别……自奉仪此说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无矣”。“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也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王氏最后感慨道：近代先觉，竟“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王氏虽创伤寒温病异治之说，但却有伤寒温病混称之嫌，他以伤于寒即病与不即病二种情况分伤寒与温暑其类，又据“由其原（病因）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统温病，事实上也不清楚温病的病因也别于伤寒，因此直至明末，温病的治疗尚无多少的改善。明末吴又可《温疫论·序》说：“崇祯辛已，疫气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不死于病，乃死于医”的现实，孕育着温病学的新发展。

2温病学时期温病成学说

明末·吴又可着《温疫论》，率先发明“戾气”为温（疫）病的病因，推出“戾气学说”。后通过周扬俊、刘奎、舒诏等人的研究，刷新了人们对温病的认识。温病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在吴又可及王履以前，温病伤寒已开始分道。北宋庞安时首开温病门户，将温病分为二类，一是由伤寒复感异气而变成的温病，二是具有传染性自受乖气而成的天行温病，如青筋牵、赤脉攒、白气狸、黑骨温、黄肉随等。继庞氏《伤寒总病论》后，朱肱《活人书》也提出了“温、热”不同于伤寒的论证。温热之别，是由二者风热之多少为义。温病还有新感、伏气之异。南宋以后，温病学又增加了新内容。郭壅《伤寒补亡论》提出新感温病之说：“春时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头疼身痛，既非伤寒，又非疫气，故称春温或春感。”还一再辨明冬感与春感之异，云春感“不传经”、“皆以温气治之”等。宋金时北方，因传染病流行，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等人虽都未放弃伤寒名号，但其论病之因，已有主寒、主热、主虚、主实之异，尤其是刘河间主火说，主用寒凉药，以治所谓“伤寒”，实际上已启温病治疗之端。明·王履推崇刘完素表里双解的方子，倡温病邪气“自内而外说”，而更重视温病攻里法：“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温病……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把温病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

自从王履提出温病伤寒不论在病候上或治疗上都有不同的特点后，人们逐渐改变了伤寒的概念，《温疫论·序》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即如伤寒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喻昌，亦在《尚论春三月温证·自序》中说：“况于触冒寒邪之病少，感发温气之病多，寒邪伤人十之三，温病伤人十之七”。伤寒的范围日趋缩小。另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是，伤寒学派内部此时还在就《伤寒论》原文是否错简、脱简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鸣，因而此时有关伤寒的著述虽多于前朝，但多不出方有执、喻昌、徐大椿、柯琴之途。与伤寒情况相反，温病学却在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中迅速发展。通过寒温之辨，罗各种传染病于温病之中，有关温病的各种研究著作日益增多。18世纪30年代温病学又进入了新境界。叶桂着《温热论》，发明了温邪为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建立了“卫气营血”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及温病的特殊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叶桂之学风行50年以后，又有淮阴人吴瑭根据叶氏之学和自己经验，于公元1799年着成《温病条辨》，把温病学的研究推向高潮。他以上中下三焦为纲分别系统叙述了温病初、中、末期的症候、诊断及治疗，又根据各种温病的传变特点，将其依次分布于三焦之中，如风温系上焦，湿温布中焦等。吴氏的三焦证治体系和叶桂卫生营血证治体系相互羽翼，支起了温病学的大厦。除此以外，温病学尚有许多发明，如薛雪着《湿热病篇》，阐明“湿热病”的证治规律等，使温病学内容更趋丰富。

3绍派伤寒出寒温宜一统

自吴又可、叶桂、吴瑭等人把温病学推至全盛以后，清嘉道以降，温病学创新已不复往昔之盛。此时虽著述如林，但大多承袭陈言，间有发挥，如雷丰《时病论》、王士雄《温热经纬》等；或叙述一、二新病，如王士雄《霍乱论》；有些目为温病总论一类的书籍，实已偏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