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原始的军事辩证法

论中国古代原始的军事辩证法王怀远我们知道要论辩证法，可能更多的人会谈及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

但是，中国古代先人同样创造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书于春秋时期，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可以说中国自古便不缺少辩证法，相比于西方的抽象的理论总结，中国古人则更为注重现实，将辩证法运用于具体的事物当中。

中国古人通过自身的学习与实践，形成自己的辩证法思想，而中国古人又往往以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所以说是原始的辩证法，而中国自上古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可谓征战纷繁，古代军事家和将军（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百家争鸣，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通过正规的知识学习和战场实践，他们形成自己的军事哲学，其中即包括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

而他们的丰富的原始军事辩证法，则蕴含在他们的兵书和指挥的战例，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时代，首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兵学的奠基成形阶段，出现了众多的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六韬》、《荀子·议兵》、《尉缭子》、《墨子》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水》等篇，《商君书》中的《战法》、《兵守》和《立法》等篇，《吕氏春秋.秋纪》中除《月令》外十二篇以及《管子》中《兵法》、《霸言》、《重令》等篇，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更涌现了孙武、孙膑、吴起、司马穰苴、乐羊、乐毅、田单、赵奢、匡章、王廖、儿良、白起、王翦王贲父子、蒙骜蒙武蒙恬三代、李牧、廉颇、司马错、甘茂、秦开、樗里疾等等一大批著名军事家和将领。

更有许多双方兵力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战役，以及许许多多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当然后世也不乏优秀的兵家著作，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中的《兵略训》，唐代李靖的《李卫公兵法》，明代刘伯温的《百战奇略》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近到清末民初的蔡锷的《曾胡治要》和蒋百里的《国防论》，都是极为不错的军事著作，晚清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也都提出了许多优秀的兵学思想。

从秦代至清朝，中国历代也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将领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和谋略家，秦末汉初的韩信、张良、项羽、章邯、英布等，西汉中后期的卫青、霍去病、李广、杨仆、陈汤等,东汉的邓禹、冯异、马援、班超等，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姜维、陆逊、邓艾、钟会等，西晋的杜预、王濬等，东晋的桓温和刘裕，西魏的宇文泰，北齐的斛律光和兰陵王高长恭，南梁的陈庆之，北周的韦孝宽，隋朝的高颖、韩擒虎、贺若弼、杨素等，唐代的李靖、李勣、苏定方、尉迟敬德、郭子仪、张巡、李愬等，五代十国的后周的郭威柴荣父子等，北宋的杨业、狄青、范仲淹等，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等，元代的张纮范、王保保等，明代的刘伯温、常遇春、徐达、蓝玉、于谦、李自成等，清代的多尔滚、岳钟琪、年羹尧、曾国藩、左宗棠、冯子材，以及太平天国的将领，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等，可以说是名将倍出，同时其间，也拥有许多经典战例，不仅有像赤壁之战这样交战双方达数十万的战例，也有像淝水之战这样交战一方便达百万的大规模战役。

而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还是秦代至清朝，中国古代原始的军事辩证法，一直为中国军事家和将领所掌握，并且运用于他们所著的兵书和指挥的战役的始终。

众所周知辩证法包括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辩证否定观这四个部分，而其中首推矛盾观最为重要，尤其是为中国兵家重视和推崇，但是还需依次论述。

首先，从军事辩证法中的联系观来看中国兵家思想，《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曾言：“凡物之然也，必有故。

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

”，此句的意思是，但凡事物之所以这样，一定有其原因。

如果不知道它的原因，即使行为符合外物的变化，也和不懂相同，最终一定会被外物所困。

此句可以说有着丰富的联系观，它以因果关系为例，指出了联系的普遍性，看待军事现象要反思找出其缘由，同时，也指出了联系的客观性，即观察事物（如敌军动向和实力等等）一定不能只看表面，要从事物的固有的联系来考察，切忌主观臆测。

正如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

”，中国古家兵家作战，往往是先仔细探察敌情（包括敌军兵力部署，军队数量，敌统兵将领的身份及个人性格喜好和优缺点，粮草屯积地点及防卫兵力等等。

），再对敌情虚实做出冷静的分析，得出其深层的因原，进行敌我双方实力等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再做出决策，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

古代军事家可以说深谙军事联系观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战例当数烛之武退秦师，当时作为小国的郑国，面对秦国和晋国两个春秋时期的大国的进攻，硬碰硬的战场撕杀，毫无胜算，必亡国无疑，烛之武深明此理，但是他看出了秦晋两国之间，不过是短时间的利益联盟关系罢了，晋文公与郑国有仇，所以一心想灭了郑国，而秦国不过是为了些好处，想拥有些郑国领土，为了利益而结盟，一旦无利可图，必定不攻自破，于是他面见秦穆公，利用秦晋郑三国特殊地理位置，指出灭郑后，秦国根本是毫无利益可图，反而是被晋文公戏弄了一番罢了，好处都让晋国给占了，结果终于劝动穆公与郑国合作，率师回国，晋文公知道后已为时已晚，只得率三军返回，郑国之围遂解，烛之武可谓深明辩证法了。

同时要指出的是古代兵家对于联系的普遍性，在战争与国家、人民之间密切的关系的深刻认识，长卿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其意思是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所以不能不认真地审察和研究。

而其后人，战国的孙膑也在其著作《孙膑兵法·见威王》中提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

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

”，他们明确指出战争与国家人民的关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审察研究。

谈到联系观中联系的多样性，讲究的是注意分析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名种原因和条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成书于战国的《六韬·龙韬·军势》曰:“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

”。

指出要因情用兵，奇正相正，不拘于常法。

而孙子在其《孙子兵法·兵势篇》中强调“势”和“造势”，做到出奇制胜，应该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奇正的战法，造成有利态势，因势利导。

孙膑也在《孙膑兵法·行篡》中说过:“私公之财壹也，长民有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椎明王圣人智之，故能留之。

死者不毒，夺者不温，此无穷。

”，孙膑通过人民中有贪财怕死的，也有不贪财不怕死的，因此，要满足他们的喜好，因势利导，为自己所用，这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代刘伯温在《百战奇略·选战》中说道:“凡与敌之战，须要选拣勇将锐卒，使为先锋，一则壮我志，一则挫敌威。

法日:‘兵无选锋日北。

’”，刘基强调要组建精锐部队，这与《尉缭子》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建立精锐部队，往往能起到巨大的效果，带领全军取得取得胜利，战国时期的魏国名将吴起便曾选拔壮士组成魏武卒，多次击败秦军，更曾以五万士卒击败秦五十万大军，荀子曾称其为精锐之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表现出部分在关键时刻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同时，中国兵家十分注重将领的作用，这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吴子兵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国兵家认为将帅是全军的灵魂和核心。

孙膑在《孙膑兵法·八阵》中说过:“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乖之，民命看，惟知道。

”，而《六韬·论将》中言道:“故兵者，国之大事。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

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

”，则明确指出将经在全军作战取胜的关键性作用。

纵观中国古代战例，无论是楚汉战争的韩信，还是长平之战的白起，我们可以看出往往都是将帅在其中起着中坚作用。

而《孙膑兵法·兵法》中指出:“若欲知兵之情，驽矢其法也。

矢，卒也，驽，将也，发者，主也。

”，孙膑指出用兵取胜，是将帅士卒君主，三者齐心协力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都是难以取胜的，这表明了，整体统率着部分，居于首要地位，必须要有整体意识，统筹兼顾。

中国古代历来讲究完善军制，军队有军、旅、卒、伍等编制，《六韬》、《司马法》、《管子》等书，便记述了古代军队编制和军队统帅部的构成，这是一种联系观中系统优化的表现。

通过统一的编制来统领军队，作战时便不会慌不择乱，为敌所破，能有序作战，展现强大战力。

至于辩证法的发展观，《孙膑兵法·见威王》中说过:“夫兵有者，非士恒势也。

”说的不错，战争，没有永恒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依赖。

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的，战争，也不例外，而《韩非子·五蠹》中曾言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战争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必须时刻准备，《左传》中亦曾说过:“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中国兵家亦明此道，故孙膑亦曾说过:“事备而后动”，作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古人正是认识到发展具有普遍性，所以中国兵家亦是用发展的现念，在看待战争问题。

所以《六韬》中提出“寓兵于农”的观点，以随时应对战争的爆发，被称为“东亚之杰”的清末民初的河北保定军校的校长蒋百里将军，曾在其著作《国防论》中，便高度称赞这种备战方略。

然而，事物的发展具有前进性与曲折性，从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挫折，而这时，是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勇气的，对于此，中国兵学著作没有进行过多说明，但是，我国古代名将更多的通过，他们自身的军事实践成果，向我们进行了展示，《后汉书·邓寇列传》:“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幕，战罢，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

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广。

匡等皆弃军亡走，....遂定河东。

”东汉开国第一名将邓禹，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面对短暂的失败，我们也应该抱着必胜的信念，即使面对长久的失败，也不可放弃，春秋时期秦穆公派军跨国远征，长途奔袭郑国，消息泄露，在返回途中，于崤山被晋军伏击，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仅以身免，全军覆没，后秦晋再次交战，秦依然大败而归，但穆公及三位秦将始终未曾失去信心。

最终大败晋军，来到崤山山谷，为当年为国牺牲将士收尸，可以说，只要我们抱着必胜和不放弃的信念，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它需要量的积累，抓住时机，促成质，实现事物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同样如此，《六韬·武韬·文伐》中便论述了通过纵容敌君，拉拢近臣，收买臣民，贿赂讨好，分化内臣，离间外臣，削弱敌备，分化联盟，使其狂妄，取信对方，麻痹对方，引诱对方，从而扩大敌国的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削弱，通过这些，做好量的积累，为最后军事行动，攻灭敌国的质变，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