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原始的军事辩证法

论中国古代原始的军事辩证法

王怀远

我们知道要论辩证法，可能更多的人会谈及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中国古代先人同样创造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书于春秋时期，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可以说中国自古便不缺少辩证法，相比于西方的抽象的理论总结，中国古人则更为注重现实，将辩证法运用于具体的事物当中。中国古人通过自身的学习与实践，形成自己的辩证法思想，而中国古人又往往以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所以说是原始的辩证法，而中国自上古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可谓征战纷繁，古代军事家和将军（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百家争鸣，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通过正规的知识学习和战场实践，他们形成自己的军事哲学，其中即包括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

而他们的丰富的原始军事辩证法，则蕴含在他们的兵书和指挥的战例，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时代，首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兵学的奠基成形阶段，出现了众多的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六韬》、《荀子·议兵》、《尉缭子》、《墨子》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水》等篇，《商君书》中的《战法》、《兵守》和《立法》等篇，《吕氏春秋.秋纪》中除《月令》外十二篇以及《管子》中《兵法》、《霸言》、《重令》等篇，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更涌现了孙武、孙膑、吴起、司马穰苴、乐羊、乐毅、田单、赵奢、匡章、王廖、儿良、白起、王翦王贲父子、蒙骜蒙武蒙恬三代、李牧、廉颇、司马错、甘茂、秦开、樗里疾等等一大批著名军事家和将领。更有许多双方兵力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战役，以及许许多多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当然后世也不乏优秀的兵家著作，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中的《兵略训》，唐代李靖的《李卫公兵法》，明代刘伯温的《百战奇略》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近到清末民初的蔡锷的《曾胡治要》和蒋百里的《国防论》，都是极为不错的军事著作，晚清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也都提出了许多优秀的兵学思想。从秦代至清朝，中国历代也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将领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和谋略家，秦末汉初的韩信、张良、项羽、章邯、英布等，西汉中后期的卫青、霍去病、李广、杨仆、陈汤等,东汉的邓禹、冯异、马援、班超等，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姜维、陆逊、邓艾、钟会等，西晋的杜预、王濬等，东晋的桓温和刘裕，西魏的宇文泰，北齐的斛律光和兰陵王高长恭，南梁的陈庆之，北周的韦孝宽，隋朝的高颖、韩擒虎、贺若弼、杨素等，唐代的李靖、李勣、苏定方、尉迟敬德、郭子仪、张巡、李愬等，五代十国的后周的郭威柴荣父子等，北宋的杨业、狄青、范仲淹等，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等，元代的张纮范、王保保等，明代的刘伯温、常遇春、徐达、蓝玉、于谦、李自成等，清代的多尔滚、岳钟琪、年羹尧、曾国藩、左宗棠、冯子材，以及太平天国的将领，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等，可以说是名将倍出，同时其间，也拥有许多经典战例，不仅有像赤壁之战这样交战双方达数十万的战例，也有像淝水之战这样交战一方便达百万的大规模战役。而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还是秦代至清朝，中国古代原始的军事辩证法，一直为中国军事家和将领所掌握，并且运用于他们所著的兵书和指挥的战役的始终。众所周知辩证法包括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辩证否定观这四个部分，而其中首推矛盾观最为重要，尤其是为中国兵家重视和推崇，但是还需依次论述。

首先，从军事辩证法中的联系观来看中国兵家思想，《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曾言：“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此句的意思是，但凡事物之所以这样，一定有其原因。如果不知道它的原因，即使行为符合

外物的变化，也和不懂相同，最终一定会被外物所困。此句可以说有着丰富的联系观，它以因果关系为例，指出了联系的普遍性，看待军事现象要反思找出其缘由，同时，也指出了联系的客观性，即观察事物（如敌军动向和实力等等）一定不能只看表面，要从事物的固有的联系来考察，切忌主观臆测。正如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中国古家兵家作战，往往是先仔细探察敌情（包括敌军兵力部署，军队数量，敌统兵将领的身份及个人性格喜好和优缺点，粮草屯积地点及防卫兵力等等。），再对敌情虚实做出冷静的分析，得出其深层的因原，进行敌我双方实力等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再做出决策，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古代军事家可以说深谙军事联系观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战例当数烛之武退秦师，当时作为小国的郑国，面对秦国和晋国两个春秋时期的大国的进攻，硬碰硬的战场撕杀，毫无胜算，必亡国无疑，烛之武深明此理，但是他看出了秦晋两国之间，不过是短时间的利益联盟关系罢了，晋文公与郑国有仇，所以一心想灭了郑国，而秦国不过是为了些好处，想拥有些郑国领土，为了利益而结盟，一旦无利可图，必定不攻自破，于是他面见秦穆公，利用秦晋郑三国特殊地理位置，指出灭郑后，秦国根本是毫无利益可图，反而是被晋文公戏弄了一番罢了，好处都让晋国给占了，结果终于劝动穆公与郑国合作，率师回国，晋文公知道后已为时已晚，只得率三军返回，郑国之围遂解，烛之武可谓深明辩证法了。

同时要指出的是古代兵家对于联系的普遍性，在战争与国家、人民之间密切的关系的深刻认识，长卿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意思是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所以不能不认真地审察和研究。而其后人，战国的孙膑也在其著作《孙膑兵法·见威王》中提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他们明确指出战争与国家人民的关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审察研究。

谈到联系观中联系的多样性，讲究的是注意分析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名种原因和条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成书于战国的《六韬·龙韬·军势》曰:“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指出要因情用兵，奇正相正，不拘于常法。而孙子在其《孙子兵法·兵势篇》中强调“势”和“造势”，做到出奇制胜，应该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奇正的战法，造成有利态势，因势利导。孙膑也在《孙膑兵法·行篡》中说过:“私公之财壹也，长民有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椎明王圣人智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夺者不温，此无穷。”，孙膑通过人民中有贪财怕死的，也有不贪财不怕死的，因此，要满足他们的喜好，因势利导，为自己所用，这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代刘伯温在《百战奇略·选战》中说道:“凡与敌之战，须要选拣勇将锐卒，使为先锋，一则壮我志，一则挫敌威。法日:‘兵无选锋日北。’”，刘基强调要组建精锐部队，这与《尉缭子》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建立精锐部队，往往能起到巨大的效果，带领全军取得取得胜利，战国时期的魏国名将吴起便曾选拔壮士组成魏武卒，多次击败秦军，更曾以五万士卒击败秦五十万大军，荀子曾称其为精锐之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表现出部分在关键时刻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同时，中国兵家十分注重将领的作用，这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吴子兵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国兵家认为将帅是全军的灵魂和核心。孙膑在《孙膑兵法·八阵》中说过:“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乖之，民命看，惟知道。”，而《六韬·论将》中言道:“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则明确指出将经在全军作战取胜的关键性作用。纵观中国

古代战例，无论是楚汉战争的韩信，还是长平之战的白起，我们可以看出往往都是将帅在其中起着中坚作用。

而《孙膑兵法·兵法》中指出:“若欲知兵之情，驽矢其法也。矢，卒也，驽，将也，发者，主也。”，孙膑指出用兵取胜，是将帅士卒君主，三者齐心协力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都是难以取胜的，这表明了，整体统率着部分，居于首要地位，必须要有整体意识，统筹兼顾。中国古代历来讲究完善军制，军队有军、旅、卒、伍等编制，《六韬》、《司马法》、《管子》等书，便记述了古代军队编制和军队统帅部的构成，这是一种联系观中系统优化的表现。通过统一的编制来统领军队，作战时便不会慌不择乱，为敌所破，能有序作战，展现强大战力。

至于辩证法的发展观，《孙膑兵法·见威王》中说过:“夫兵有者，非士恒势也。”说的不错，战争，没有永恒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依赖。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的，战争，也不例外，而《韩非子·五蠹》中曾言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战争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必须时刻准备，《左传》中亦曾说过:“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中国兵家亦明此道，故孙膑亦曾说过:“事备而后动”，作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古人正是认识到发展具有普遍性，所以中国兵家亦是用发展的现念，在看待战争问题。所以《六韬》中提出“寓兵于农”的观点，以随时应对战争的爆发，被称为“东亚之杰”的清末民初的河北保定军校的校长蒋百里将军，曾在其著作《国防论》中，便高度称赞这种备战方略。

然而，事物的发展具有前进性与曲折性，从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挫折，而这时，是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勇气的，对于此，中国兵学著作没有进行过多说明，但是，我国古代名将更多的通过，他们自身的军事实践成果，向我们进行了展示，《后汉书·邓寇列传》:“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幕，战罢，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广。匡等皆弃军亡走，....遂定河东。”东汉开国第一名将邓禹，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面对短暂的失败，我们也应该抱着必胜的信念，即使面对长久的失败，也不可放弃，春秋时期秦穆公派军跨国远征，长途奔袭郑国，消息泄露，在返回途中，于崤山被晋军伏击，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仅以身免，全军覆没，后秦晋再次交战，秦依然大败而归，但穆公及三位秦将始终未曾失去信心。最终大败晋军，来到崤山山谷，为当年为国牺牲将士收尸，可以说，只要我们抱着必胜和不放弃的信念，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它需要量的积累，抓住时机，促成质，实现事物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同样如此，《六韬·武韬·文伐》中便论述了通过纵容敌君，拉拢近臣，收买臣民，贿赂讨好，分化内臣，离间外臣，削弱敌备，分化联盟，使其狂妄，取信对方，麻痹对方，引诱对方，从而扩大敌国的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削弱，通过这些，做好量的积累，为最后军事行动，攻灭敌国的质变，创造了条件。

矛盾观可谓是军事辩证法的核心了，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又可谓是矛盾观的精髓。然而中国思想的矛盾双方往往是具体的，尤其是兵法上的对立双方包括正义与非正义、虚实、奇正、生死、动静、劳逸、主客、攻守、强弱、积疏。中国兵家主张，创造条件，使矛盾双方态势发生变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首先提及的是正义与非正义，我们知道古人所说的正义，往往是顺应民意于民有利,只有这样方为人民所拥护，孔子曾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缺乏正义之名，师出无名，便很难成功，然而自春秋战国以降，皆贵作诈力，而少仁义，孟子更明确提出“春秋无义战”，其实很少有所谓的正义存在。但是，古代兵家还是根据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原理。打出正义的旗号，于是有了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和曹操的挟天

子以令诸侯，以正义之虚名，而行兼并之实，他们以此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这里指出了战争从属于政治，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军事从属于政治，于是，政治上的优势，给他们在军事上带来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对于虚实，唐太宗曾言:“吾观古今兵法，莫出《孙子》，《孙子》无出虚实”，足见其重要，《孙子兵法·虚实篇》的解说，应该是再详细不过了，孙子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即自身可以通过虚实互转的方法，虚虚实实迷惑敌军，调动敌人，分散敌兵，同时对于敌人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对于虚实，条侯周亚夫可谓精通其妙，《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曾记载，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派兵截断叛军的粮道，自己率军坚守下邑，避战不出，等待敌人兵疲粮，再以逸待劳歼灭吴楚联军，犹如困兽之斗的吴王刘濞，于是佯攻东南角，以期引汉年救援，从而方便自己攻击汉军西北营地，结果为周亚夫识破，损失惨重。同时《虚实篇》不仅运用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同时，避实击虚，以众击寡的战术，也运用了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抓重点的原理，《孙膑兵法·十问》中曾言道:“因击其不意，攻其不御，厌其骀。”，即进攻敌人最为薄弱的地方，打蛇就要打七寸，以期彻底击溃敌军，乱中取胜。

而对于奇正，《孙膑兵法·奇正》中曾云:“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即以有形的常规战法对抗有形的常规战法，叫作正，正是公开行动，以无形的出敌不意的战法制胜有形的常规战法，叫作奇，奇是隐蔽行动，奇正的变化很多，关键在于酌情运用，掌握分寸，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于彭城之战中，以三万骑兵出其不意地击溃刘邦五十六万诸侯联军，又如唐代李朔雪夜袭蔡州，一举擒获吴元济，平定淮西叛乱，可谓不胜枚举。

生死更多的是指身处恶劣的环境，而最终结局的转化，孙子曾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即身处必死无疑的环境，而最终转死为生，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到如此，不得不让人想到韩信的井陉之战，韩信利用士兵强烈的求生心理，背水一战破赵军，杀陈余俘赵王歇。最终转危为安。

至于动静，曾国藩在其著作《曾国藩家书》中说道:“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而《孙子兵法·九地篇》言道:“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动静要灵活变化，因情而变，做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同时，还有老子的《道德经》中提出的“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道家用兵思想，即冷静应对敌之动，寻敌破绽，最后一击毙敌。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公元203年，官渡之战大败而归的袁绍病逝，曹操攻打袁氏兄弟，久攻不下，郭嘉献计，认为袁氏内部矛盾重重，暂且退军，无外敌之忧，必定内讧，后来袁氏分裂。曹操坐收渔翁之利，趁机出兵袁尚袁熙败逃辽东，投奔公孙康，后郭嘉于病死前，再次献计，要曹操静观其变，后公孙康主动送上二袁的头颅。曹操还降服了公孙康。曹操适时变化，以静制动灭袁氏。

对于劳逸，中国兵家主张以逸待劳，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敌人不疲劳，便创造条件使敌疲劳，使敌我双方态势发生变化，朝着自己的有利态势发展，使自己处于逸的地位。吴伐楚的战争中，吴国伍子胥采用“疲敌之策”，利用小规模军队不断袭击楚军，使楚军疲惫不堪，吴军以逸待劳，大破楚军，历经柏举之战等几场战役，最终攻占楚国郢都，一代贤王的楚昭王落荒而逃。

对于主客，孙膑在《孙膑兵法·客主人分》中有言曰:“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指出在军事作战中，有客方，即进攻的一方。有主方，即防御的一方。而客方是出国作战，长途奔袭。又不熟悉地形，并且战线拉的太长，极易受到侧面袭击，同时，若纵深作战，粮道则极易被切断。主方则是以逸待劳，据险而守，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主人主动而客人被动，而作战是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主动权的，但是，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主

客之位是常常变化的，有变主为客，也有变客为主的。《三十六计·反客为主》云:“乘隙插定，扼其主机，渐之进也。”，便指出只要循序渐进和把握时机，便可反客为主。反客为主的例子很多如楚汉争雄前期，刘邦总是以卑事项羽，以屈求伸，最后灭了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无需逐一品头论足。

对于攻守，古代军事家往往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尉缭子》都有详细论述。《孙子兵法·军形篇》曰:“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孙长卿认为，当取胜条件不定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同时长卿在此篇中指出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牢牢掌握主动权，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纵观整部《孙子》，孙子更多的是站在攻的角度，去论述的，这故然有其身处的“吴伐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下，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攻势能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能极大地鼓舞军心士气，有着巨大的积极性。然而孙武也并没有忽略守势，因为他认识到自己一方，也会处于条件不足的劣势，书中也间接向我们表达这样的观点:在实力不足和取胜条件不具备时，采取守势，同时努力发现抓住时机，在关键时刻，转守为攻，使双方态势发生变化，重新掌握主动权，取得胜利。西方著名军事家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克劳塞维维茨在《战争论》中都曾提出相同的观点。

然而孙膑却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孙膑在其兵书中提出了“必攻不守”的积极战略，即以攻代守（《尉缭子》中也提出过类似主张，不能一味死守，同时要抓住时机，攻击削弱敌人。），孙膑认识到防御其实存在着巨大的消极作用，主张进攻式的防御，若米尼在其著作《战争艺术概论》中的第3章战略的第16节作战体系中，将这种作战态势称为攻势防御，并予以极高的称赞，而孙膑主张把主要的打击方向选在敌人空虚又要害之处，予以坚决的打击，强调运用“谋、诈、利诱”等手段欺骗敌人并且充分利用地形造就有利态势，以趋利避害，扬长击短，克敌制胜。其典型战例，当数东西魏渭曲沙苑之战了，而对于孙子孙膑的攻守思想，或许用若米尼将军的来总结更好，“归根结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将领的最大才智，就是善于交替运用这两种作战体系，特别是善于在防御交战最激烈的时刻重新夺取主动权。”。而墨子倡导非攻兼爱，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墨子》中主张防守，但是墨家主张积极的防御战术，通过加强城池防御能力，组织人民共同抗击侵略，并注重士气，最终取胜。墨子不像孙子等人主张进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第六篇防御的第一章进攻和防御中，也曾指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更具优势，予以高度的评价。攻守其实各有优劣，并不能分清孰强孰弱。

而对于强弱，《孙膑兵法·威王问》中有言曰:“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明王之问。天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命之曰赞师。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孙膑认为我强敌弱时。可以自己创造条件（毁卒乱行），使表面上看起来敌强我弱，使敌骄纵轻敌，麻痹大意，以便自己取胜。孙子亦曾云:“能而示之不能”，即是此理。孙膑以减灶计诱杀庞涓于马陵道，可谓经典。而对于敌强我弱时，《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主张让威，疲敌，用间等方式，分化削弱敌人，使强弱互转。北周大将韦孝宽使用反间计，除去北齐的擎天支柱名将斛律光，北齐成了周武帝宇文邕的囊中之物，公元577年，周武帝攻破北齐国都邺城，北齐亡国。

对于积疏，孙膑的见解，可谓独到。《孙膑兵法·积疏》说道:“积胜疏”，“积故积之，疏故疏之，盈故盈之”，“积疏相为变”，“毋以积当积，毋以疏当疏”，“积疏相当”，“敌积故可疏”，孙膑说的很明确，即兵力集中胜过兵力分散，兵力集中与分散可以相互转变，敌人兵力集中，要设法使其分散，孙膑强调以己之积击敌之疏。《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等都有此主张。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明

确提出战略上最重要又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提出战争的秘密，就是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而已。纵观欧洲战神拿破仑指挥的战役（奥斯特里茨会战、曼图亚战役等等），其成功的秘诀便在于此，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同时中国古代兵家看到了矛盾的特殊性，懂得具体问具体分析，《六韬》的《林战》、《突战》等篇和刘基的《百战奇略》正是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形势提出的。《吕氏春秋·仲秋纪·论威》言道:“过胜之，勿求于他，必反于已。”，提出胜败酌关键，不要向别的方面寻找，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寻找的观点，足见中国古代兵家颇明矛盾的主次，看问题能抓住主流。

至于辩证否定观，中国兵家同样具备，战国孙膑曾用减灶计诱杀庞涓，而东汉虞诩却反其道而行之，增灶退羌人。春秋战国兵家运用虚实来扰乱敌人的判断。主张虚以示敌，来迷惑敌人。而北宋苏洵在其著作《权书》的《心术》篇中提出实以示敌，来误导敌人。

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可谓博大精深，却也是原始的、朴素的，但不可否认其深远的意义。同时，纵观中国兵法及战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兵家名将用兵，往往将辩证法融于战略战术当中，尤其要指出的是心理战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军事家们通过谋略使敌产生心理误差，从而乱中取胜。同时运用心理来增强自身军队的士气和精神力量。顺便要指出的是，中国用兵一直更为讲究注重人的精神力量和人的作用，这体现了中国兵家看问题是非常独到的，抓住主流，所以中国兵家创造许许多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巨鹿之战、井陉之战、淝水之战等等，正是他们看到人的作用，尤其是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既使是实力悬殊，敌众我寡，依然取得最终的胜利。

诚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过:“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的后果。”，克劳塞维茨也曾在《战争论》中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人是第一位的，人能凭借其强大的精神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要以军队的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阶段，如果，什么物质条件都没有，空凭精神就取得胜利，岂非唯心。），无论未来科技多么发展，战争终究还是人的战争，而中国人有着绵亘两千多年的兵学思想，其中蕴含丰富的军事辩证法，中国人民更有着蕴藏于五千年历史文化之中的精神力量。未来如果发生战争爆发，其结果，我们的确难以预料。最后以蒋方震将军在《国防论》中说过的话:“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对战争，中国人民有的是办法。”来解释和当结束语，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