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的形势

1、崇祯年间的形势？（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少数民族的崛起）

①过去与现在的对比：

与崇祯的父亲和祖父相比，崇祯面对是更加恶劣的形势。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内部朝廷大臣党争加剧，财政匮竭，军事无力，又有西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加之崇祯年间正处小冰期的鼎盛期，破坏性大的自然灾害每年都有数次，至于小性灾害每月都有发生；外部有少数民族政权后金虎视眈眈，并积极进攻，明只有被动防守。

反观明朝在崇祯以前时，即使是明末万历皇帝时，明朝对少数民族政权后金仍然具有军事优势，朝臣的党争也并不激烈，财政相对宽裕，农民奇异只是小股力量，并且朝廷都能控制。在气候方面，就算是在崇祯父亲光宗时，小冰期也还没进入鼎盛期，自然灾害也就不会像崇祯年间那么频繁。

②崇祯年间少数民族的崛起：

崇祯即位时，少数民族政权由皇太极当政。皇太极在继承父皇的基业后，看到了国家的弊政，于是进行改革。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八旗、外事等多方面的进行有力的改革，使得后金综合国力大增，在军事上，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当时在辽东，明政府只剩下锦州、宁远、松山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的领土。与此同时皇太极于1636年在沈阳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缓和统治区域内民族矛盾,为他入主中原的阻力做打算。

2、内阁制的利弊？

一、履行部分宰相责任：自从君主兼理相职后，工作之繁重已令君主望而生畏，疏于朝政。但自废相后，指挥各部院又非君主不可。内阁乃利用票拟、制诏等权，假君命指挥各部院，事实履行部分宰相责任，使政府运作不致于瘫痪。同时，又不用重立相制，违背明太祖立下的＜皇明祖训＞。再者，宣宗后的“条旨”制度出现，内阁发挥了“参断机务”的作用，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在明中叶更发挥辅政的作用。由于此制造成君主不必与阁臣即位，英宗即位，中外奏章皆委内阁签办，决事权全掌内阁手上，有助皇帝理政。

二、强化君主专制：明太祖废相本意，由君主兼理相职，六部分理日常政务，大事决于由尚书主持的廷议。自内阁制度形成后，首辅胁君命指挥六部，六部权力遭严重侵蚀。然内阁只能依附君主，扩大阁权，无异扩大君权。加上，内阁能否重用及其人选删减，全取决于皇帝一人，而内阁之权亦由君主委任得来，例如神宗初年，张居正掌内阁大权，但张死后，内阁权力便立即下滑，可见此制度间接加强了君主专制，君权无法节制。

三、相具合议精神：英宗以后形成的首辅制度，由首辅作最后决定。阁臣甚至颇有以宰相自任者，如严嵩、张居正、叶向高等。就票拟进行商讨时，各殿大学士皆可参与意见，颇能减低独相时期宰相的独裁机会。若此制运作良好，具有唐三省制的合议精神。

三、维持君主权力：明有不立宰相之祖训，大学士无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实。如此在不少朝臣眼中，无「名」而行「实」，等于「无权」而「越职」，即皇帝默许，亦难甘服。于是，内阁只有仗君威以箝制群臣。造成内阁只能依附天子，

不能自行其是。故明代虽常见怠荒之君，但未尝大权旁落。

四、阁臣受一定程度的专重：自宣德阁体渐尊以来，大学士有忤旨不可施以廷杖的惯例。据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统计，一百七十名大学士中，卒于官及致仕共一百零九人，约占六成半。获罪的只有二十八人，约占一成半。可见其地位相当稳定，一般都颇能直言。

五、大学士质素不俗：明自宣德阁体渐尊以来，有非进士精英不入翰林院，非翰林出身不得入阁的成例。明代科举内容虽为史家诟病，其考选之公平则为人称道。其优者入翰林修习，无一定期限，优者才受重用。明大学士多由此出身，故不乏智能之士。

六、选任制度较公开：明代有廷推之制，大学士出缺，例由三品以上京官公推二或三人，请皇帝于名单中简拔，皇帝不纳可命再推。皇帝不由廷推任命的大学士称「特简」，但受朝臣鄙视，鲜能久安于位。由于受公议约束，大学士质素有一定水平。

明代内阁的缺点

一、助长了明室的君主专制：内阁制度随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根本就无节制的作用，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遂成为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使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二、形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只是政务的补助机关，透过票拟、条旨来辅政，但大学士的票拟最后决定于皇帝的朱批，而明制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宣宗时，大臣章奏除由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秉笔太监照内阁大学士之票拟批红。宣宗以后，人主怠荒，深居内宫，朱批便由秉笔太监处理，从此宦官透过司礼监的职务得以正式与外廷往来，宰辅之权便为内臣所侵夺，司礼监有「太上内阁」之称，造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横。

三、首辅有相权而名不正的流弊：内阁仅属秘书机关，无宰相之名，亦无宰相之位，更无宰相之责，但皇帝信任时，又确有宰相之权力。明代内阁成立之后，事实的演变，产生首辅，权力堪比中国古代宰相。但此不过内阁中相沿的惯例，并非律定，故不为外廷所承认。《明史纪事本末》谓﹕「严嵩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而无丞相之责。」正道出内阁制度的流弊。内阁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责，出错时便诿过他人；无宰相之名位而有宰相之权，则朝臣不能信服。张居正任首辅，仍须与中官冯保结合才能执掌大政，方能施展抱负，便是明显的例子。明代宦官之祸严重，内阁制度之名不正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四、演成朋党的倾轧：内阁行使相权实在名不正言不顺，容易造成内阁与外廷官僚的磨擦。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的箝制，内受宦官的操纵，阁臣想握权，一方面须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如严嵩任首辅，威权极崇，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倒；张居正任首辅，也因内结司礼监冯保方能遂意，结成朋党，方可行使权力，但在革弊振衰时，仍不免受言官攻击，被指责为揽权专断的权臣，甚至「祸发身后」，被夺爵抄家。明代朋党倾轧激烈，实与内阁制度名实不符的矛盾有密切关系。

五、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由进士而入翰林，再而入内阁，多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多保守因循。而且，内阁的权力，由皇帝授予，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为保官秩，于是只能对君主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