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应有怎样的价值观及应该怎样构建

当代中国青年应有怎样的价值观及应该怎样构建价值观建设是青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青年又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因此,当代青年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重要课题。青年价值观不但是关系到青年自身成长成材的重要问题,而且,正确的价值观还对青年社会生活行为和社会实践具有动力和导向作用。

当代青年关于个人与集体、社会之关系的价值观在其价值观念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当代青年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巨大影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相适应,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变革和发展呈现出“集体和社会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取向主导下的多种取向并存发展的趋势。把握当代青年价值观变革趋势,对于引导和促进当代青年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90年代，中国的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格局开始走向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同于80年代的相当显著的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对不断涌现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青年如何学会选择便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课题。我们不难看出，青年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少了些坐而论道的东西，多了些“俗”而实在的内容。从宏观思考向微观思考转变，从追求理念到强调操作性，在本质上是宏观思考的深化。因此，思考“人怎样活得更好”并不意味着不再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只不过中国青年在今天更多地思考前者而非后者，只不过在思考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时更加现实而非浪漫。某种程度上，学会了生活选择，就等于拓展了人生道路。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经历了新的矛盾和困惑而趋于现实和成熟。

在这改革开放20年中，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顺应着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我们已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并且正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迈步。上述不同社会形态相应地塑造不同的人的社会性格：传统的、自我的、他人的(里斯曼，1950)。其实质就是三种不同的价值指向。我们发现，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就经历了从传统(这里的传统不仅是指农业社会给我们所留下的某些封建传统，而且还包括受“左”的影响则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没有选择余地的单一价值观向自我的多元化的价值观转变，并且正在呈现出为适应社会发展而选择的环境、时尚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导向的价值观。可以说，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演变与世界范围内的人生价值观演变在方向上是吻合的，在进程上则是因为中国社会急剧的巨大的变迁而表现出浓缩性的特征。

对青年人生价值观演变阶段的分析，虽然离不开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我们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是从价值观演变的动力角度来看，还有着主观与客观方面相当复杂的因素。

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处于一个自我价值导向和他人价值导向并存、以自我价值导向为主的时期。

80年代以来，青年中的自我价值导向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强化。一方面因为青年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人生阶段，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变革大大促进了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发展，这样，青年对自我价值评价的肯定，在其人生面前以及在社会面前凸现出来。许多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就证明了这一现状。

1986-1987年实施的一项有关北京市大学生人生观的大型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人生“自我设计”的态度，持“赞成’意见的占79.4％，“不感兴趣”的占11.7％，认为“提法不妥”的占5.4％，表示“反对”的仅占2.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年对自我的看法和评价：力求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愿受外部事物和他人的摆布与约束的一种人生价值意愿(谢维和，199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6)》，也用“自我实现”来概括当代青年中人生价值观的特征。在该项研究的问卷中，有“您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被调查者的回答如下：“实现自我价值”为77.5％，“无私奉献”为10.7％，“发大财”为9.4％，“有很大权力”为2.5％。与人生目的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您努力工作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结果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为50.3％，“多赚一些钱”的为29.3％，“为国家集体多做一些贡献”的为14.3％。这表明大部分青年人把“实现自我价值”作为人生的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价值观念的主体。1996年在笔者主持的一项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例研究为背景的全国性的调查中，我们同样发现被调查者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相当大的认定强度。我们要求青年对问卷所提供的各种生活需要进行判断，评判分为“非常需要、需要、比较需要、说不清、不需要”五个等级。结果对“实现个人价值、发挥个人才干”选择“非常需要”的占了40.24％；以下依次为“拼搏一场，为国为民干番事业”(27.30％)、“为公益服务、为社会尽责”（9.84％）、“为周围的人做好事、善事” (19.20％)。即便把“非常重要”和“需要”的值相加后再作排序分析，对“实现个人价值”的选择依然排在首位，并且要高出次位选项12个百分点。可见，从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第一指

向便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有着统计意义的其他选项则说明了青年人生价值观存在的多元化特征。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在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从自我价值向他人价值导向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替代，则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新变化。按有些学者的意见，受环境、时尚等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价值导向而某些方面存在他人价值导向的“矛盾”现象。按有些学者的意见，受环境、时尚等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价值导向，是作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本质体现，它造成了一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消失。因此大众文化(他人价值导向)具有消费至上、愉悦至上；整体性消失；深度感消失；广告效应等一系列特征(许纪霖，1992)。那么有哪些具体的动态的变化可以作为论证他人价值导向趋势的判据呢?我们知道，人生观是个大题目，它包含一个人对苦乐、荣辱、生死、幸福、事业、爱情、婚姻、友谊等众多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第一，当代中国青年在苦乐观上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80年代在部分青年中已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90年代有较大的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的“十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取向的演变”的课题研究(下面引证80年代的资料，出处相同)，向我们提供了80年代青年对理想与物质的追求在总体上倾向于精神追求的结论，虽然那时理想主义已经淡化，而物欲正在抬头。据其调查，有超过3／4的青年对“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的说法持赞同态度，其中45.92％的人持“赞成”态度，“有点赞成”的占30.05％，持“反对”态度的仅占6.38％，15.0％的青年“不太赞成”。1990

年对这一说法再度调查，发现赞同的比例下降(仍高达63.82％)，反对的比例上升了一倍(陆建华，1992)。而1996年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青年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强于对精神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被调查者对“拼搏一场，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生活需求与“工资高、待遇好”的择业标准作出评价，结果对后者的肯定比前者高出14％。中国青年对物质待遇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到看重的转变过程。

在吃苦与享乐的关系上，过去我们虽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正确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机械地把它们当作精神与物质的代名词。似乎吃苦就是对精神的追求，享乐就是对物质的膜拜。于是，今天青年中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用老眼光来看无异于对理想与精神的背弃。其实，重物质待遇倾向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