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研究述评

“二十一条”研究述评

1915年，日本趁欧战之际提出了其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后，“二十一条”不仅作为民国史上最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之一，而且作为袁世凯卖国为己的典型广受关注。笔者就管见所及，对有关“二十一条”的研究情况作简要的述评，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1915年至1949年

这一阶段是“二十一条”研究的起步与奠基阶段，重在对条约本身的宣传和介绍以及对时论等的整理，对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笔者所见著作主要有：陕西省立西安民众教育馆编的《袁世凯卖国》，书中用韵文演述“二十一条”，并附有“二十一条”原文。义隐编，恨亡等著的《五月九号国耻史》辑录了当时报刊关于签订“二十一条”的评论及有关史料。周霁光等编的《五九国耻十周年纪念特刊》，收集了有关“二十一条”的照片、题词、言论、选论、函电、新闻、小说、杂俎、纪事等资料。知耻社编的《国耻》和青溪散人著的《救亡第4册中日交涉纪事本末》介绍了“二十一条”的提出，签订过程，中日两国政府的态度，国内外的舆论。

除上述重资料收集的著作外，研究性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主要有：徐淑希的《民四条约效力问题》、沙大仁编著的《“二十一条”与“日汪密约”之比较研究》以及吴一心编的《二十一条》。

整体来看，此时期人们对“二十一条”的研究多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意图通过“二十一条”进一步唤起国人的自强意识，1924年国民党发行的《五七国耻纪念》，其目的就是通过叙述“二十一条”来号召抗击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不仅如此，“二十一条”从其签订之日起就与袁世凯卖国相联系，这两方面使研究的政治性和民族性较强，缺乏客观的理性的思考。此外，此时期虽然有学者对“二十一条”的诺干问题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但没有能够形成持续、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是零散的，很多重要问题尚未涉及。

二、1949年至1978年

就笔者能力所及，笔者没有找到这一时期有关“二十一条”的专题论著，所见的有关“二十一条”研究多分散在相关人物传记，尤其是袁世凯传记，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平等条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等论著中。此时期，大陆学者的研究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研究范围较窄多为对条约形成的背景、条约本身进行简单的叙述；结论单一，将“二十一条”定性为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典型；缺乏新史料的挖掘和运用，一些著作为了烘托袁世凯卖国的丑陋，甚至使用一些没有依据的史料。①

同时期的台湾学者对“二十一条”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代表性论著为台湾学者叔絧的《民四条约之商租权问题》，内容上文章中主要论述了商租权形成的政治背景，商租地亩权条约上的依据，商租权中国所让与之范围，日本方面对商租权之解释，日本推行商租之办法，日本非难中国对商租之妨碍以及九一八后①青谷、林言椒编著：《袁世凯》，三联书店1963年版。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三联书店1949年版。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日本攫取土地权之情形。在资料使用方面，作者不仅使用了中国的材料而且参阅和引用了日本的论著，主要有：佐田弘治郎的《满蒙要览》，今井氏的《商租权》文，真继大朗的《现代蒙古之真相》以及长野朗《日本国民之生存与满洲》，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

综上，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这段时间，有关“二十一条”的研究并没有在之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是趋于沉寂。已有研究多重述而缺乏论，结论多承前人，鲜有新观点提出，缺乏争鸣性的文章。

三、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有关“二十一条”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二十一条”进行了细化深入的研究。

1、北京政府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称帝与“二十一条”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以往人们多将两者视为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不少学者对这一定论提出了质疑。

米庆余在《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一文中通过研究《日本外交文书》、《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外交文表及主要文书》、栗原健编著的《满蒙政策史的侧面》等日本的资料以及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著指出：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蓄谋已久的，是其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袁世凯要求支持帝制只是为二十一条的提出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对袁世凯的帝制野心一直是支持的，1911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袁世凯表明中国适合君主立宪制，其后日本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一直提供帮助，助长了袁世凯的野心；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的有关满蒙和山东的问题分别在1912年和1914年即以成型，至1914年日本国内军部、财界以及右翼“民间”团体便已经为日后提出二十一条，提出了各类建议，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是居于主动地位的。因此，相比较袁世凯，日本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历史罪责。①

马良玉在《袁世凯与“二十一条”》一文中指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主要是出于两国国力、自身地位以及国际环境的考虑，是外交妥协而不能称之为卖国。在中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也并非欣然接受而是通过据理力争、拖延时间、故意泄密以及刺探日方情形等措施力求减少中方的损失。即使在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仍然通过消极的行政破坏来抵制条约。这些使日本对袁世凯的态度由扶持转为破坏，加速了袁世凯的倒台。②（资料多运用资料汇编缺乏第一手资料）

张国平、吴佩林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无关——读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文中通过论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史料的不可信，认为日本直到1915年10月才真正看穿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在递交“二十一条”之时也没有以支持帝制相引诱，因此，“二十一条”的提交与袁

①米庆余：《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②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

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①在上文的基础上，张国平、吴佩林通过引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三水梁先生谱》、《顾维钧回忆录》、《胡适留学日记》、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以及《申报》和《东方杂志》的相关报道等新的史料，又论证了中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指责——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是由袁世凯要日本承认他称帝而引起的，美国公使芮恩施的袁世凯的让步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进一步指出“二十一条”的提出以及交涉结果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无关。②（一些论点缺少直接史料论证，采用推论的形式进行论证）

苏全有通过研究《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和天津市档案馆藏的一批袁世凯的档案材料，尤其是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说帖殊批的原件等材料，指出日本对袁世凯一直是仇视政策，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既有侵华的用意，也有去袁的打算。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而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③

宋开友、曹俊、郭玉富、张根生等学者也都撰文指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也确实做过相当的抵抗，并且，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提出有关，因此，对袁世凯不应该全盘否定。④

王海晨和王秀华两位学者根据1916年至1918年间张作霖与北洋政府的往来电文，探讨了张作霖在中日交涉过程中的主张以及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对日本的抵制。尽管张作霖屡电北洋政府，促其与日强力交涉。北洋政府也采纳了张的许多建议并向日方提出声明和交涉，但日本并未放弃欲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在此后一段时期，日本提出设立领事分馆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设立警察所的问题，一直是日本与北洋政府及奉省当局交涉的外交问题之一。王秀华进一步分析了张作霖抵制日本侵略要求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张作霖地位的提高，逐渐产生了维护其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民反日声势的影响与震慑，意识到卖国可耻，民族意识未泯的缘故。⑤（两篇文章内容相同，发表时间不一样）

金光耀依据档案材料和大量英文资料论述了顾维钧围绕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所开展的对美外交活动。他认为顾维钧当时虽然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的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改变初衷决定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这使得

①张国平、吴佩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无关——读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5卷第1期。

②张国平、吴佩林：《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2卷第2期。

③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

④宋开友：《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生毕业论文。郭玉富、张根生：《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3卷第6期。

⑤王秀华：《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4期。王海晨：《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