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和学术失范(一)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和学术失范(一)

【内容提要】学术失范乃至腐败已成为学术界以至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传播，造成了学术的单一化、狭窄化、形式化以及学术管理中的非人本化倾向和部分知识分子特权，成为我国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学术研究应超越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研究框架，知识分子既应当成为专家又应当坚持特有的人文价值理性和批判精神。

【关键词】技术专家治国论/学术失范/批判理性

【正文】

近些年来，学术失范乃至腐败已成为学术界以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造成学术失范的原因，学术界已做了不少研究，大致将其归结为“学术政治化”“学术经济化”，学术机制的约束力弱化和学者道德滑坡三大原因。笔者认为这些分析是十分深刻的。笔者所思考的是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某些学术失范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也很明显，而西方学者是将其放在技术专家治国论背景下加以分析的。考虑到我国社会生活结构性的变化和学术发展与国外接轨的大趋势，我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传播，可能也是造成我国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在揭示学术失范、腐败与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联系方面做一点探讨。

一、技术专家治国论及其话语

技术专家治国论或科技治国论是一种主张专家政治，由科学技术专家

或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的原则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培根、圣西门和孔德，而圣西门则被西方学界视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之父。技术专家治国论认为，在当今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成为新的权力基础，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将成为统治人物(1],p.375)。技术专家治国论被认为是开辟了一条各阶层都能接受的通往较完善的社会的道路。

学术界普遍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本质是依照技术的规则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其理论基础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这是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工具理性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合理化，它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技术专家治国论原则管理国家，都以追求效率、产量和经济增长为目的。

然而，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以功利目的和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它造成了现实和先天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的分裂。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这个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纵的深层基础(2],p.290)。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博格斯(CarlBoggs)的分析，大致包含了专业主义、技术崇拜、学术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

现代专业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它认定理智的不断成功将促进人性朝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现代专业主义则进一步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一个主要从事专业的阶级。艾尔文·古尔德纳(Gouldner,AlvinW)指出，这个新阶级“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它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识来增加其利益和权利，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3],p.8)。专业主义认定专业人员必须经受合乎标准的正式训练，领取合格证书，坚持共同的开业标准。也就是说，“侧身于一门专业之内，意味着正式或非正式地得到本专业同行或某些已确立的结构的认可”(1],p.406)，这就意味着只有专业人员才有能力相互评价。专业主义还进一步认为，专业人员强有力的法人身份维持着他们特有的“服务方向”，因此，其自主权自然会符合公众的利益。

然而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专业主义实质上是专业技术阶层或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动声色地把新阶级奉为公正、合法的权威典范，以其专业技能和对社会的奉献、关心而进行操作”(3],p.23)。同时也肯定了专业人员能凭借他们的教育、专长和社会作用对权威提出特别的要求。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专业主义在充分肯定专业人员权益的同时也内含着将专业人员与大众隔开的趋势。

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一方面对推动学术的发展和专业人员地位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根据博格斯的分析，专业主义造成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专业主义造成了学术生活的实证化的倾向，任何学术活动乃至文化事业都必须接受实证主义标准的指导，在“科学”客观化、经验主义、过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以及量化方法论的框架内运作，非常不利于学术的多元化；其次，专业主义为使学术经得起量化的检验，而将其细化和专业化至极端的程度，学术生活的实证化和分裂，严重妨碍了知识分子作为集体力量谈论公共社会政治主题；第三个问题是，专业主义和社会利益化的结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独立的特权阶层，他们更关心自身的利益而非大众的利益，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独有的超越自身利益、充当社会普遍良心的特性。

和专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技术崇拜。技术崇拜是技术理性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它的基本特质是关心在技术上能做什么，而漠视这些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它的出现表明，今天技术已经不仅仅是工具，它本身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正取代宗教和政治权力成为人们的崇拜的对象。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当代技术崇拜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计算机崇拜的出现。有些计算机科学家认为，思维和机器的界限似乎正在消失，计算机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文化。新“人工智能”技术能将世界变成一个能动的思考网络。这个网络有自身的心理过程，超智能机器甚至比人更聪明，将替代人做出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决策(4],p.106)。沿着这个思路，不难得出计算机比人聪明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进一步延伸为计算机的特征同样应该成为人的特征，

或者说人应当以计算机为榜样。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所说，技术崇拜使以理性为基础的技术非理性化了。

技术的初衷在于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而当这种控制扩大到自然之外的人类社会中时，控制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则，人自身反而成为控制的对象。当计算机取代人成为认识主体时，计算机特征也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特征。技术崇拜内含着用机器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世界的原则。它认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是依靠计算、精确、衡量以及系统的概念，因而它强调用逻辑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有条理的和有纪律的方法来处理客观事物，从而与传统的宗教、美学、直观的思维方式相对立(1],p.381)。当这些原则用于人的管理时，人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机器，成为技术崇拜的牺牲品。技术崇拜出现表明在当今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如此广泛，以致于“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5],p.2)。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学术生活合理化。学术生活的合理化即合理性化，根据韦伯的观点，合理性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学术生活合理化不仅是一个学术自身的转变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全部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一部分，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而出现的。学术合理化的进程在大学教育制度的变化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克拉克·克尔(Kerr,clark)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