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人性论思想

浅析颜元的人性论思想
摘要颜元的人性论是在批判程朱的人性论思想上建立的，他不同于宋儒的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二分，而是强调气质之性的先在性和本根性，他主张理气的一元，认为理即气之理，气即理之气。

他认为气质之性不是恶的，而是善的，性、情、才也是善的，恶是后天引蔽习染的结果。

关键词气质之性；理；气；善；恶
颜元的人性论学说是建立在对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批判之上的，据《颜习斋先生传》记载，颜元早年尊奉陆王心学，未几归程朱，笃信力行有年，但终悟到谈论“性、道”不免陷于空谈，毫无用途，所以才倡导实学，主张恢复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实学，注重经济民物水火兵农等的实用研究。

他认为圣人之学并不是章句之学，圣人之功也不是徒以读书、纂注为功，而应该以力行为主，砥行砺德，以射、御、书、数而成其能，以天下为任，以弘济苍生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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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性之二分的批判
颜元力尚实行，反对空言，他认为宋明儒空谈心性，无疑于形同画鬼。

颜元曾断言，性是不可以言传的，所以先圣都不愿侈谈心性，他著书立说以驳斥宋明儒的心性论，他尤不喜“气质有恶”的论调，认为这造成了大的危害，尤其要加以驳斥，他认为人与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气质，生成人的气和生成物的气是不同的，就是这
种生成人的气使人成之为人，就是这气使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本质规定也就逻辑地可以导向“人皆可以为尧舜”。

是气质，是不同于物的“气”使人成为人，成为人在现世的人的道德等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

可以看到，在人之为人上，颜元还是坚持了气化论的观点。

正是这种对气的强调，强调气的本根和先在性，所以在颜元这里超越的一面就没有了，理是气之理，性是气之性，并没有超越的性理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颜元的人性论也即消解掉了宋儒一直以来强调的“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如此，就只剩下个“气质之性”了。

我们知道，把人性分（注意这个“分”，不是时空上的“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一直是宋儒坚持的观点。

宋代的突出特点，就是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

张载首先提出了这一对范畴， 2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先天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而“气质之性”可善可不善，是产生恶的根源，所以要“变化气质”，不受物欲蒙蔽，方可以保存天地之性。

程颐接受了张载这一思想，进而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

朱熹赞同张、程对人性的这种划分，认为程颐“性即理也”的命题“颠扑不破”，并认为他们对人性的这种划分“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朱子语类》卷四）而颜元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性只是气质之性，他说：“惟吾友张石卿曰：‘性即
是气质之性，尧、舜气质即有尧、舜之性，呆呆气质即有呆呆之性，而究不可言恶。

’其说甚是。

”（《存性编》卷一）颜元指出，根本不存在离开“气质之性”而虚无缥缈存在的“义理之性”。

因此，讲人性离不开人的气质。

他从性的文字学的意义言性，他说：“夫性字从生、心，正指人生以后而言，若人生而静以上，则天道矣，何以谓之性哉？”（《存性编》卷一）他以“生”解“性”，故而也就认为人本身对性的先在性。

人之性就是人出生后的人的本质属性，那么人是什么呢？颜元认为，人只不过和万物一样是二气四德交感的结果。

颜元认为，人的耳目、口鼻、四肢、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等形体的质，通过呼吸周流全身的气，这就是“气质”，人不能离开气质而生。

既然性就是生，人又不能离开气质而生，故而也就不能离开气质来言性。

所以说人不能在生命之外，气质之外找什么“义理之性”、”天命之性”。

心、生、性是一个东西，离生无以见性，心性与形气是统一的，没有精粗之分，更不能认为“气质”是性之累害。

颜元指出，张、程、朱把气质看成是性之累害，是极端错误的。

因为气质是人和万物的基础。

如果把气质看成是粗陋的无用者，是性之累害，这就使心性无存养处，使义理无附丽处，使性成为没有实际作用的虚理。

所以说：“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

”（《存性编》卷二）存养心性，必须假以气质，离了气质也就没有存养心性可言了。

二、气质无恶，恶来自引蔽习染
颜元在人之生成上坚持了气论，认为人之性就是气质之性，同样他也认为气质之性不能是言恶的，这一点和宋儒大不相同，宋儒坚持的性的二分，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颜元则认为性只是一个气质之性，没有所谓的天地之性。

首先，颜元认为，“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理气是一致的，若说气恶，则理也是恶的，同样，若说理善，则气也是善的，不可能有理纯一善而气质却有恶这样的状况存在。

颜元认为，孔子讲“性相近也”，说的是气质相近；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说情、才非恶。

说明孔、孟没有离开气质言性，并不认为气质为恶。

颜元指出，气质是善的，性、情、才也是善的，如果认为气质、性、情、才是恶的，则是根本错误的。

因为“人之性即天之道”，如果说人性有恶，“则必以天道为有恶”，以情为有恶，“则必以元亨利贞为有恶”，以才为有恶，“则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恶”。

既然天道（理）是善的，那么人性、情、才亦是善的。

因为“理不离气，气不离理”，而气质是“性、情、才之气质也”，所以性、情、才都是善的。

既然，性情才都是善的，那么恶从何来呢？颜元认为这是人后天的引蔽习染的结果。

他说：“其恶者，引蔽习染也。

”（《存性编》卷一）颜元认为，强调气禀之恶的必然性，而不强调后天的引蔽习染，则会流入人不注重后天的改造，而把恶归为无法改过的人的本
性，这会导致在实践中无所作为，其结果是是非善恶不分。

既然，恶是引蔽习染的结果，那么，恶性就是可以改变的，即使是“习染”恶性太重者，虽然“不易返”，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教育影响，也是可以返善的。

这就是说，人性经过教育和环境影响是可以改变的。

三、对颜元人性论的评价
颜元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所生活的时代恰是对宋明理学反叛的时代。

其时，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已经蜕变成一种无用的心性空谈，理学家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存学编》卷一）不仅无用，反而误国。

所以颜元才提倡实学，主张经纬天地，用有实际功用的六艺之学来代替空谈，经邦济国。

这是颜元的时代特征，也是颜元的立论基础。

要说颜元的这一提倡倒也无可厚非，但是，颜元企图在哲学上驳倒宋明理学未免有点太难了，纵观颜元的《四存编》，颜元的哲学论述是粗糙的，哲学思想也是含糊不清的，并没有达到宋明理学的高度，也不可能完成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固然颜元强调气质之性，可在宋儒那里对气质之性的描述一点也不比颜元少，颜元只承认有一个气质之性，强调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的不可二分。

颜元的这一论述是站在现实存在的基础上说的，在现实的当下存在中，无疑是人的当下的气质之性，这也相当于亚里斯多德的第一实体的概念。

但是，在现实的基质上追到它的超越性这是宋儒的工作，我们说，正是这一个追字才是哲学的工作。

宋儒对天命之性的强调，为人的现实的善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同时，对
气质之性的强调也为恶找到了先天的来源。

宋儒也强调气质之性的现实性，朱熹就说：“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

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

”（《朱子语类》卷四）也就是说，性当然现实地首先是气质之性，但是同样也要在这个性上追出一个本然之性来。

使本然之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据，而不是现实的气质之性，这样价值和事实也就很好地挂搭起来。

而颜元对气质之性一味地强调，就无法解决价值和事实的贯通问题，也就无法解释善恶的来源问题。

大概思想的导向是一回事，现实的导向又是另外一回事，颜元强调实学，强调经邦济世，但是在颜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济世效果却非常地有限，反而是在两宋之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一些，即使在事功方面，颜元同样和王阳明不可相提并论。

历史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悖论，知识分子的作用或许并不在现实的事功上，恰恰就在于他们思想的理想性上，在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超拔和关照上。

这恐非是颜元所能看到的吧。

注释：
1. 详见《颜习斋先生传》，《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

2. 《正蒙·诚明篇》：“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朱子语类》卷四：“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

’”
参考文献
[1] 颜元.颜元集[m].中华书局，1987.
[2] 朱熹.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
[4] 张载.张载集[m].中华书局，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