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赵沛霖《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为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

《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

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歌战争诗。

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宴饮诗的作者多是宴饮的参加者，一无例外地属于西周统治阶级。

历代经学家从宴饮诗与上层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研究它，与政治教化诗视为一体而备加推崇。

建国后宴饮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将宴饮诗与贵族生活联系起来而加以过分贬低甚至完全否定。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割断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而与政治教化和贵族阶级的本质生硬地牵拉在一起。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它的特殊本质以及它产生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那就不仅应当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从文化发展的纵向对它加以考察，而且应当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横向对它加以考察。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看，上古各民族，诸如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宝库中，都有某些相同种类的诗歌，如史诗、情歌、祭祀诗、农事诗和牧歌等。

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只有具体生活内容和民族形式、语言的差别，在诗歌的性质和体裁特征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具有世界共通性的诗歌体裁和种类，反映出这些民族在各自的发展中所经历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相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的基本属性。

上古各民族在彼此隔绝、没有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情况下所创造的这些精神产品，正是人类文化心理趋同性的表现。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所走的具体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不同民族的文学又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上古时代，不少民族在自己的文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或者能够突出反映本民族精神风貌、文化心理特征的文学种类和体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类文学作品往往可以视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高度发展在文学上的标志。

例如古希腊、印度的史诗和戏剧，古埃及的故事和宗教诗……那么，古代中国呢？能够突出反映先秦（主要是西周）时期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文学作品究竟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诗经》中的各类诗歌都程度不同的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

同样，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和贬低的宴饮诗也具有这种性质。

与上古时期各民族相比，中国的宴饮诗发展更为充分，因而在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民族文化精神风貌方面，宴饮诗也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古希腊的史诗是人所共知的。

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国家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来融化于原始群体中的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个性开始产生。

“父权家族标志着人类发展的特殊时代，这时个别人的个性开始上升于氏族之上，而在早先却是湮没于氏族之中。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具有个性和自我观念的人在现实生活的激发下第一次萌发了抒发其主观情怀的要求，于是，抒情诗产生的主观心理条件开始成熟，并逐步代替了史诗，成为古希腊文学的重要形式。

希腊抒情诗的类别主要有颂歌、情歌、哀歌、琴歌、田园诗和讽刺诗等，而没有宴饮诗。

古罗马诗歌的类别主要有颂歌、哀歌、情歌、酬友歌、农事诗和哲理诗等，也没有专门以宴饮为描写对象的宴饮诗。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在民主军事制时期（即抒情诗产生的历史时期）都有“议事会”，并由此而发展为奴隶制时期的贵族元老院。

国家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都要通过它而初步决定。

这种决策不是在别处，恰恰是在宫廷餐桌上，结合聚餐和宴饮而进行。

聚餐、宴饮具有某些政治色彩，这于我国西周时代在食案上朝会、聚同、“定兵谋”，在宴饮中大搞政治交易的情形颇为形似。

但这种形似性反映在文学上却大为不同：周代的食案上产生了宴饮诗，而希腊、罗马的餐桌上却不是这样。

这难道是偶然吗？再看其他古代国家。

古代印度诗歌主要汇集于《吠陀》中，按其内容可分为颂诗、祭祀诗、劳动歌、俗歌、农事诗、祷辞和咒语等。

印度的宫廷宴饮也很多，但却没有宴饮诗。

古代埃及以宗教诗为诗歌大宗，其中主要包括神话诗、颂诗、祷歌和咒语。

这些诗作多收入《亡灵书》。

此外，古代埃及还有一些歌谣，其中有情歌、劳动歌、俗歌和宴饮诗。

然而埃及的宴饮诗数量很少，主要是针对宗教观念而作，它歌颂现世的欢乐，劝说人们摒弃对于冥世的幻想。

它在埃及文学中的地位远不如《诗经》中的宴饮诗。

在鸟瞰古代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后，似可断言，宴饮作为日常生活之事，在上古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史诗中也不乏宴饮场面的描写，但是，专门以它为咏唱对象，并且形成一个重要诗歌类别的现象，却是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与中国相比拟的。

这说明，正是在当时社会和贵族生活中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比较发达的宴饮诗，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产生于中国古代的这种特有的文学现象，自有其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从广阔的背景上看，也就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源；它深深地根植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土壤中，是古代中华文化的独特产物。

这种文化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充分表现古代中国贵族精神风貌和道德规范，并被世人誉为古代东方文明集中体现的礼乐文化精神。

所谓礼乐文化是萌芽于原始社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至西周而成熟的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形态，它包括建立在奴隶制等级制基础上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学、政治、法律）和文化价值系统（包括伦理道德、艺术、行为方式）这样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其核心则是礼乐，尤其是礼。

礼最初只是氏族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一些行为习惯和规范。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端低下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范围的极端狭隘，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使得原始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主宰人们内心世界的唯一的精神力量，因而宗教祭祀中的种种节仪和习惯对于礼的形成也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说文》云：“礼，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示从豊。

”“豊，行礼之器。

”据王国维解释：“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

”（《观堂集林卷六·释礼》）这说明最初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奴隶制的国家产生以后，奴隶主贵族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政治经验。

西周初年，处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奴隶主贵族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节仪、行为习惯和规范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制度化、条理化，成为维护奴隶制的重要制度和思想准则。

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奴隶制度的等级制和分封世袭制度。

二、以奴隶主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奴隶主贵族阶级根据这种制度调节其内部关系，维护内部团结，并根据宗族的亲疏关系进行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

三、体现上述两种制度的各种节仪和行为规范，如冠、婚、丧、祭、燕、射、朝、聘等，通过这些节文以明“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史记·礼书》），可以看出，礼的节文范围很广，社会和个人中的一切无不囊括。

乐是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

它使人与人之间的从感情上和谐融洽，异中求同，缓和矛盾。

其作用的特点在于潜移默化，在对人性情的陶冶中达到移风易俗，敦厚教化，以利于礼的贯彻执行。

上述冠、婚、丧、祭、燕、射、朝、聘诸礼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各有其重要内容和作用：“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

”（《汉书·礼乐志》）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起着“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作用，其中每一项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将这些礼仪节文形之于诗，形成专门一类诗歌的，却只有祭祀和燕饮之礼。

《诗经》中的祭祀诗和宴饮诗就是这样的诗歌。

另外，《诗经》虽也有写婚、丧和朝聘会同之礼的，但数量很少，根本不够形成专门一类诗歌的规模。

各种礼仪在诗歌创作中分布不均的情况不是没有原因的，特别是在诗歌创作的自觉意识不明显的上古时代尤其如此。

就祭祀、宴饮这两种礼仪来看，祭祀主要用以敬神祗和祖先的亡灵，与礼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而形成专门一类祭祀诗，这比较好理解。

至于以宴饮之礼为题而形成专门一类诗歌，并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都可称为《诗经》中比较突出的一类，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社会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

原来。

宴饮之所以能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并形成一类专门的诗歌，是因为宴饮与礼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首先，礼的起源与饮食密切密不可分。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礼记·礼运》）原始氏族成员祭祀神祗和祖先亡灵，必陈饮食供神灵享用。

这种陈供开始比较粗糙，后来为了表示虔诚，饮食越来越丰盛，方式越来越讲究，并且规格和仪式渐趋固定，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

其次，在举行各种礼时都离不开宴饮。

无论是婚冠丧祭，还是朝聘会同，或为了隆重，或为了虔诚，或为了真诚，或为了尽欢，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各种宴饮，所谓“礼终而宴”，正是说宴饮是各种礼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论礼仪多么完备，只要不备宴饮，也要落个“为礼而不终”。

既然宴与礼具有这样的不解之缘，在频繁的宴饮中也就必然会促进礼的发展和完备。

第三，礼乐精神在宴饮中比在其他一般场合更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礼的重要内容尊卑规谏长幼之序在宴饮中可以突出反映出来。

比如在乡饮酒礼和飨礼中，如何“谋宾”，如何“迎宾”，“献宾”时如何“酬”“酢”、“献”，以及不同身分和地位的人进退容止，都有十分详尽而具体的要求。

这样的宴饮，“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

”（凌廷堪《诗经释例·乡饮酒礼》）借宴饮而行礼，正说明对于展示礼乐精神来说，是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取代宴饮的。

宴饮与礼乐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本质上决定了宴饮诗的性质及其与礼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决定了宴饮诗比起《诗经》中的婚礼诗、丧礼诗和风俗诗等，更能全面而突出地反映出礼乐文化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