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

杜甫诗歌中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从诗人生平的思想与经历来看，他确实是把“奉儒”与“写诗”当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由于他秉性正直敢言。又未遇明主识察重用，因此只做了很短时间的小官，结果还没能守住，这“奉儒”就只好到诗歌中去表现了。对于杜甫的儒家思想，在诗人身后的一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里，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赞赏，他们将杜甫树为“每饭不忘君”“忠君爱国”之忠臣节士的楷模典范；而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他又因“奉儒”而屡遭指责，甚至批判。那么，从杜甫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究竟是否全都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行为规范呢？它对于诗人自我道德的修养、理想人格的树立起了哪些作用呢？或者说，儒家思想给予杜甫的主要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呢？下面试作具体辨析。

一、“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周谷城教授在《儒学别解》中说：“‘仁’这个字，是由‘人’、

‘人’合成的”，“‘人’、‘人’意即象人或把人当成人。对自己讲，要争取做人；对别人讲，要把人当人。”从“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出发，杜甫特别重视人民的生活状况，始终把关心民生疾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宿花石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兵车行》）“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儒家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倡“节用面爱人”（《论语•学而》）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他的弟子冉求为大贵族季氏“聚敛而附益之”，他闻讯非常气愤，不但宣布脱离师生关系，而且还要其他弟子“鸣鼓而攻之”。杜甫反对加重人民赋税既出自于儒家思想，也与他在中下层人民中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老百姓的痛苦深有体会有关。他认为老百姓痛苦的根源，一是朝廷租税太重，二是贪官污史盘剥勒索，三是统治集团奢侈浪费。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不仅揭露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样的客观事实，而且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双比鲜明的形象画面一针见血地对贫富对立问题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在《岁晏行》中，他还说：“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字履酒肉，

此辈杼柚茅茨空。”这些见识虽然来自对生活的观察，但也与儒家“薄赋敛则民富”（《说苑•征理》）思想是一致的。

出于儒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思想，杜甫在同情劳动人民时特别具有“推已及人”的精神。如当他在安史之乱前去奉先县探亲时，见到一家老小冻饿交加“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惨景，诗人虽悲痛欲绝，但由此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赋，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咏怀》）他由自己这个享有种种特权的家庭尚且遭此不幸想到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贫苦人民比自已更为不幸，更难以生存下去，当诗人在成都时自家草堂被秋风吹破，诗人瑟缩在凄风苦雨之中，寒冷难当，彻夜难眠时，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底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时，诗人不仅由自己的挨冻想到广大挣扎在饥寒线上的人民。而且愿意以自己的“冻死”作为代价来换取他们的温暖。这样的精神境界已经超越了儒家恕道思想，宋人黄彻说杜甫“宁苦身以利人”（《碧溪诗话》卷九），这种以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利他主义，对于一个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封建知识分子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忧国忧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表现为儒家特定的“忠君”“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愤恨

与指责。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士大夫文人心中的爱国思想往往和忠君思想交织在一起。在杜甫的观念里，也理所当然地把君主视为国家的主宰和代表，常常是君国二位一体。但必须指出，杜甫并非不分是非黑白的“愚忠”，对于统治者不恤民情的行为，如穷兵黩武、荒淫奢侈等，杜甫在《兵车行》《斗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诗中均有大胆揭露，有人说，杜甫的批判也是出自于对皇帝的忠诚，这固然不错，但它无疑也体现了先秦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

出于儒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杜甫从年轻时起就热切希望进入仕途，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政治理想。他说：“许身一何愚，窃此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咏怀〉），和李白要做帝王的师友不同，杜甫是立志要做一个贤臣良吏的。他在安史之乱前居住长安的十年当中，也曾拜谒权门，也曾献赋金殿，希望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识拔重用，有人说杜甫这是一种“往上爬”“巴结讨好”的庸俗行为，但我觉得杜甫并非为个人的荣华富贵，他希望进入官场是为了实现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作为一个学成文韬武略的知识分子。他的积极用世，也主要是想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参与意识是应该肯定的。因此，当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从长安叛军的围困中逃出时，并不急于马上看望家小是否平安，而是历尽艰辛困苦、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投奔在凤翔的肃宗，希望在国难当头之时尽忠报国。当他获得进入朝廷的机会后，他不顾自己左拾

遗位卑职小，一直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说：“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第二天早上要向皇帝进言，先一天晚上觉都睡不安稳，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可想面知。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他不顾肃宗的恼怒怪罪，坚决反对将丞相房馆撤职罢免，再三冒死进谏，结果差点真丢了性命。由于得罪了皇帝，他失去了在官场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即使流落民间，也“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吾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王庙》）“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忧国忧民之心无一刻能忘怀。当他明白自己已经完全绝了仕进之路，再也无法入朝的时候，他就把“致君”的愿望寄托在做官从政的朋友身上，他鼓励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他劝勉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杜甫却无论在位不在位，无论穷与达，都始终以关心国事民瘼为已任，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biàn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要求。

杜甫的社会责任感还表现在他一生始终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他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重要。早在安史之乱前，他同高适、薛据等人一起登上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