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楚辞

第三讲、“楚辞”、屈原及其作品一、楚文化与“楚辞”1、楚国的地理及其风俗楚为南方大国，春秋之时，楚即兴盛于江汉流域，都城为“郢”（ying3今湖北江陵）。

楚占地千里，地广兵强，雄踞南方。

楚地人自称“蛮夷”，中原人也以“南蛮”、“荆蛮”相称。

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物产富足。

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而水耨（nou4），果隋（sui1）蠃(luo3)蛤(ge3)，不待贾而足。

地埶（艺）饶食，无饥馑之患”。

（《史记·货殖列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

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翻译：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依靠雨水就能除草，瓜果、肉类、昆虫、贝壳，不须同外地通商，便能自给自足。

这里的土地上能产出丰富的食物，没有饥荒这样的灾祸。

）因此，较之中原，楚国的地理条件优越而独特。

复杂的地理条件，衍生出楚地繁复而独特的民风民俗。

楚地风俗，民神不分，迷信巫鬼，重淫祀。

（淫祀：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记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不仅在民间，在楚国的上流社会，同样也是这样，据记载：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觋（xi4），礼群神，躬自执羽，起舞坛前。

吴人来攻，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福，不敢救。

”可见，楚地民神杂糅、人人都好祭祀，而迷信巫鬼、求神赐福，已经成为了楚地代代相传的民俗。

楚人操南音，歌南风，其语言、音乐极富地方特色，与中原大为不同。

例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惊叹“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更是“楚歌”别具特色的最好证明。

2、“楚辞”的定义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交融，并驾齐驱。

中原文化以典重质是实为基本精神，楚文化则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征。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史上崛起的又一座文学高峰。

所谓“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

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物”（黄伯思，北宋，《校订楚辞序》），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

首创“楚辞”这样一种诗歌体裁的作者是屈原，其后的作者如宋玉、唐勒、景差之流，均为楚人。

所以“楚辞”就成为了具有浓郁楚地色彩的这种新诗体的总称。

及至汉代，文人开始竞相模仿此体，开始将这种体裁的诗歌统称为“楚辞”，这一时期“楚辞”就开始成为了这种特定诗体的通用名称。

西汉刘向在整理前人的创作之后，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集结成书，统题为《楚辞》，由此，《楚辞》也成为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流传于世。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研究“楚辞”最早的研究资料。

3、“楚辞”兴起的原因首先，瑰丽奇伟、光怪陆离的山川风物，人神杂糅、巫风盛行的民情风俗是楚辞产生的客观前提。

其次，风味独特的楚声、楚歌，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例如：今夕何夕兮，搴（qian1）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zi3)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这些楚歌，句式参差错落，音韵清亮明切，句尾多用“兮”字，已经具有了楚辞艺术形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可以明显看出民间的楚声、楚歌，乃是楚辞的直接源头。

再次，楚辞是南方文化特产，而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对它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皮锡瑞（清末学者）在《经学通论》中说：“《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

”《诗经》对楚辞的影响，不在表面形式而在内容精神，在创作主旨以及表现方法。

而在形式方面，楚辞主要接受了战国时代纵横游说之风的浸染，因而显得词藻丰富而华丽，多骈句、排比的用法。

最后，“楚辞”的兴起同以屈原为首的诗人的天才创造也是密不可分的。

所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作为一代文学标志的“楚辞”，正是屈原根植于楚文化的沃土，沐浴中原文化之风，汲取了楚国民间文学的营养的天才创造。

二、屈原及其《离骚》1、屈原生平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所以通常被称为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

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据说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

关于屈原生平的记叙，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西汉刘向的《新序·节士》。

但记载粗略，并且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

例如：屈原何时作《离骚》？屈原为何被放逐？被放逐了几次？等问题在学术界都存在争议，需要我们的研究学者进一步研究。

但大体看来，他应当生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曾经“为楚怀王左徒”（楚国官职名称。

入则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

），又曾任“三闾大夫”（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

屈原被贬之后。

）。

屈原最初是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的，并且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

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听信谗言就开始疏远屈原。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楚国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怀王宠妃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破坏苏秦的“合纵”）。

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

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黄棘之盟”：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秦、楚两国互为婚姻，秦迎妇于楚，楚迎妇于秦，结为昆弟之国。

次年，怀王与昭襄王在楚国黄棘（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会晤，签订“黄棘之盟”。

再次年，齐、韩、魏三国以楚背弃列国与秦和亲为由联合攻楚，楚以太子横入秦作人质，请求秦国出兵相救，三国军队撤走。

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

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

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

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

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

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这一天大概是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后。

屈原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同时也是性格悲剧。

2、《离骚》的由来及其诞生年代关于《离骚》的题义，自西汉以来，说法颇多。

比较权威的一种是“离”通“罹”，“骚”即“忧愁”，“离骚”即是“遭忧”即遭受忧愁的意思。

从全诗内容上来看是屈原自叙自身遭遇的政治抒情诗。

至于《离骚》具体诞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是通过一些粗略的记录我们还是能够大致确定它的诞生年代。

依据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文献记载，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说，说明《离骚》是屈原于顷襄王时代，被放逐江南时所作。

另外，《离骚》其诗歌中的一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也能为其诞生的年代提供一点线索。

例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光阴似箭，我惟恐抓不住这飞逝的时光)。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我将慢慢地老去，但我唯恐自己美好的名声不能建立。

）由此可见，《离骚》应作于诗人将老未老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

这个时期，并不是屈原刚刚被疏远之时，而应是楚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内。

但具体年代，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3、《离骚》的主要思想内容（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战国七雄争霸，秦、楚一度势均力敌，时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战国策·秦策四》）。

然而屈原身处怀王之世，楚国已是内忧外患，日趋衰落。

“明于治乱”的屈原，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但是却屡遭君王的贬谪和同僚的排挤，郁郁不得志，只得把“美政”理想寄托于诗，向往统一天下，主张以民为本，渴望求贤举能，修明法度。

例如：“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凭德才选用贤臣，遵守绳墨[法度]而不差毫分。

皇天在上啊!光明正大不存在偏私偏爱，看见有德的人就设法让他成为辅弼之臣。

回顾前王而又考察后代,再仔细考察天下的民情。

不曾有过不义的人可以被重用,不曾有过不善的事可以推行。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实现大一统，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举贤任能、修明法度。

屈原的参政实践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心底沉积，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这首诗中。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说明屈原的理想是坚定不移的。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祖国。

在朝之时，他竭忠尽智，辅佐怀王，力图振兴楚国；被疏远之后仍然不放弃“存君兴国”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