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之陕南文化风情

三秦文化之陕南文化风情

殷书文

【摘要】作为巴山蜀水之地，陕南以其特别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因素，形成了它特别的陕南韵味。它有别与关中和陕北传统的三秦文化，“秦风楚韵”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其中商洛、安康、汉中便是陕南文化的代表，它们虽同为陕南，却又大不不相同，从而更加增添陕南独特文化的魅力。

【关键词】陕南、文化、地理

陕南简介

史记《项羽本纪》有载“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三位诸侯王都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与之相应地，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沿袭下来，“三秦”也就成为了陕西的代称。

从地域文化的一致性上考虑，以三秦来代表陕西是不太合适的。陕南北靠秦岭、南倚大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陕南从西往东依次是汉中、安康、商洛三地。陕南的汉中、安康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特征。汉中、安康尤其是汉中，接近四川、重庆，通常采用四川、重庆方言。陕南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有南北过渡的气候条件以及秦楚文化融合的人文特征，商洛北部的方言接近陕西官话，西部、南部各县方言比较多呈现出南北方言荟萃的特点，有“秦风楚韵”之称。

明显地，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深；陇中和宁南黄土丘陵地区倒是与关中、陕北在民俗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

那么巴山蜀地这一方水土是如何灌溉这一方人？

陕南韵味

在陕西三大板块的文化底色中，关中以农耕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与此种文明相辅相成的儒家文化便作为其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形成了重本轻末，重农轻商和以“躬行家教为本”的个性，陕北则以游牧文化的底色杂以江南色泽，形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构成的强悍与粗犷，细腻奔放但不委婉，挑战传统而无传统的剽悍疏狂。而陕南三大板块均以渔猎文化作为其最

基本的生存特征而具有鲜明的内倾性和柔韧品格。崇尚道义与信奉儒家文化，向往人的自由超脱而信奉道家文化，明显的山神崇拜，是陕南文化共有的个性。

陕南地处秦岭以南，山大沟深，属于典型的江南文化特征。从地理因素来看，商洛兼有东接中原之利，丹江东南出秦岭与汉江交汇，可南下湖广，有着极为明显的中原文化个性且兼有湖广特征，人多出汉口而不北上关中，受湖广的文化浸淫较深而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均在此有较深的根基。

（一）商洛：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从中国地形地理图中可以看出，商洛以其揽中原大地，俯江汉平原的有利因素和东依河南而占中原农耕文化之利，南沿丹江而南下荆襄使之得河川之便，因而在历史上，商洛看起来似乎很少与关中来往而仅以关中的蓝田蓝关古道作为南通中原的捷径保持着与长安的联系。

地理上的偏避和山大沟深，且受农耕文明的影响较深，使商洛文化中兼有渔猎文明、江南游耕文明的多重性质。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农业文明的思想基础，具有较为浓郁的伦理色彩；注重于个体的人格陶冶而呈现出重人本，重教化而偏重于个体的人格修炼的话，那么游耕文明和渔猎文明混合的杂色，则使得商洛的文化个性更呈现出除对儒学的信仰之外对山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土地的依恋和对自然神秘力量的颖服。相对来说，商洛地区土地贫脊，山大山多而无江南丘陵地带的游耕之便，山大水少也无江南的大江大川，故而在其文化原色中，游耕文明的特质表现得并不充分而更多的是渔猎文化中常常出现的对山的崇拜、对动物、植物的隐秘图腾，向往儒化的人格方式，从而使之整体地呈现出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狭隘封闭的人文心态。

（二）汉中：质朴厚重而狡黠的文化韵味

汉中因地处汉江中游而定名，且因其据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处于秦蜀之间而为历代兵家所倚重。早在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时就设汉中郡。秦末楚汉相争时刘邦曾被封为汉中王，东汉末年汉中人张鲁曾创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三国时汉中成为蜀汉政权与曹魏政权争夺的重点，魏晋南北朝时，汉中又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军事重镇，各朝各代屡缩屡减，屡增屡加，治所面积也减盈不止。汉中为陕南的物资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工农业城市，因地处汉江谷地和秦巴山间，素有陕西小江南之称，盆地内物产丰富，是陕西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陕西境内最为典型的渔耕文化地区。

历史上的汉中，因卡由秦入蜀的咽喉要道而向为兵家所看重。中国历史的楚汉相争、蜀魏之争，使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褒斜栈道、子午道、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褒姒的传说、鲁班的传说、诸葛亮的传说、张良的传说、张骞、蔡伦等一大批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和文化遗存，使汉中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使汉中的文化个性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多姿多样的历史精神。

历代兵家之所以看重汉中，除地理位置的因素外，丰富的出产也使得他们把据汉中而扼巴蜀出关陇作为进退可依的桥头堡，诸葛亮六出祁山均以汉中为根据地，造木牛流马也以汉中为大本营，同时汉中还因出美女褒姒而闻名，西周王朝因褒姒而倾覆的历史故事，西汉时郎官张骞出使西域和开创丝绸之路的壮举，东汉蔡伦造纸术，以及武候祠、蔡伦墓、拜将台、张良庙等文物古迹和发明创造，使汉中具有了和汉唐长安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因此，可以说，汉中文化，具有着较之于陕北、商洛、安康更为重要的人文品德和历史文化个性，有着三秦大地除长安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文化价值。

（三）安康：渔猎文化的典型地貌

安康是陕西最南的行政区，与商洛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商洛不同的是，安康地处秦岭南麓，居汉江中游属陕西水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置西城县，历经汉隋唐宋，在元代并入金州，明代改为兴安州，清朝复撤州设县为安康县。

安康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个性是渔猎为主的文明形态。由于地处秦岭南麓，且跨秦巴两大山系，有着极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和亚热带气候条件，所以其远祖先民的生产生存形态就形成了依水靠山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资料获取来源。远在西康、阳安、襄渝三大铁路未开通以前，安康的闭塞和对外交通的不便使之仅能依靠汉江的水运东南向出湖北，这也就决定了它基本上属于荆楚文化圈而和秦中文化圈有着较大的区别。生活方式也基本属于游耕民族的一类而兼之以渔猎，汉江和秦巴山地的丰富水利资源、自然资料使安康人活得艰难但安逸。他们较少农耕文化的血脉而更多浸淫的是渔猎文化对自然的倚重，这就决定他们与关中人秉性的不同和与商洛人的差异。

在安康人的心目中，山、水的滋润养成了安康使安康人对水的崇拜敬畏和对山的膜拜。因此，农耕文化中的伦理关系在安康不那么受到人们的推崇，而道教文化中的自然观念，自由观念在安康却有着较广普遍的社会基础。山高林密、河流密布而少耕作的条件，河流密而水量不丰和山高山大却无多少可资利用的谷地，决定了安康人生存的艰难。但安康人却享有着绝大的精神自由，同样属于“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传统文化死角，因此在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上，并无一定的信仰和追求，一切选取皆由对自己生活需要而决定。在安康大大小小的县域集镇中无文庙和敬奉孔子的痕迹，倒是布满了道教人物的遗踪和道教遗存。从而形成了乐山乐水乐自然的精神区间。从历史中走出的安康，人们谨小慎微，无大作为也无小过失，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社会的大破坏和大促进，无乱世之袅雄亦无治世之英雄，因为大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安康人的仁和智，也决定了安康人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自得其乐。

陕南民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