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之陕南文化风情

三秦文化之陕南文化风情殷书文【摘要】作为巴山蜀水之地，陕南以其特别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因素，形成了它特别的陕南韵味。

它有别与关中和陕北传统的三秦文化，“秦风楚韵”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其中商洛、安康、汉中便是陕南文化的代表，它们虽同为陕南，却又大不不相同，从而更加增添陕南独特文化的魅力。

【关键词】陕南、文化、地理陕南简介史记《项羽本纪》有载“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

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

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三位诸侯王都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

与之相应地，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沿袭下来，“三秦”也就成为了陕西的代称。

从地域文化的一致性上考虑，以三秦来代表陕西是不太合适的。

陕南北靠秦岭、南倚大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

陕南从西往东依次是汉中、安康、商洛三地。

陕南的汉中、安康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特征。

汉中、安康尤其是汉中，接近四川、重庆，通常采用四川、重庆方言。

陕南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有南北过渡的气候条件以及秦楚文化融合的人文特征，商洛北部的方言接近陕西官话，西部、南部各县方言比较多呈现出南北方言荟萃的特点，有“秦风楚韵”之称。

明显地，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深；陇中和宁南黄土丘陵地区倒是与关中、陕北在民俗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

那么巴山蜀地这一方水土是如何灌溉这一方人？陕南韵味在陕西三大板块的文化底色中，关中以农耕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与此种文明相辅相成的儒家文化便作为其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形成了重本轻末，重农轻商和以“躬行家教为本”的个性，陕北则以游牧文化的底色杂以江南色泽，形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构成的强悍与粗犷，细腻奔放但不委婉，挑战传统而无传统的剽悍疏狂。

而陕南三大板块均以渔猎文化作为其最基本的生存特征而具有鲜明的内倾性和柔韧品格。

崇尚道义与信奉儒家文化，向往人的自由超脱而信奉道家文化，明显的山神崇拜，是陕南文化共有的个性。

陕南地处秦岭以南，山大沟深，属于典型的江南文化特征。

从地理因素来看，商洛兼有东接中原之利，丹江东南出秦岭与汉江交汇，可南下湖广，有着极为明显的中原文化个性且兼有湖广特征，人多出汉口而不北上关中，受湖广的文化浸淫较深而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均在此有较深的根基。

（一）商洛：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从中国地形地理图中可以看出，商洛以其揽中原大地，俯江汉平原的有利因素和东依河南而占中原农耕文化之利，南沿丹江而南下荆襄使之得河川之便，因而在历史上，商洛看起来似乎很少与关中来往而仅以关中的蓝田蓝关古道作为南通中原的捷径保持着与长安的联系。

地理上的偏避和山大沟深，且受农耕文明的影响较深，使商洛文化中兼有渔猎文明、江南游耕文明的多重性质。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农业文明的思想基础，具有较为浓郁的伦理色彩；注重于个体的人格陶冶而呈现出重人本，重教化而偏重于个体的人格修炼的话，那么游耕文明和渔猎文明混合的杂色，则使得商洛的文化个性更呈现出除对儒学的信仰之外对山的崇拜，对水的敬畏。

对土地的依恋和对自然神秘力量的颖服。

相对来说，商洛地区土地贫脊，山大山多而无江南丘陵地带的游耕之便，山大水少也无江南的大江大川，故而在其文化原色中，游耕文明的特质表现得并不充分而更多的是渔猎文化中常常出现的对山的崇拜、对动物、植物的隐秘图腾，向往儒化的人格方式，从而使之整体地呈现出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狭隘封闭的人文心态。

（二）汉中：质朴厚重而狡黠的文化韵味汉中因地处汉江中游而定名，且因其据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处于秦蜀之间而为历代兵家所倚重。

早在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时就设汉中郡。

秦末楚汉相争时刘邦曾被封为汉中王，东汉末年汉中人张鲁曾创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三国时汉中成为蜀汉政权与曹魏政权争夺的重点，魏晋南北朝时，汉中又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军事重镇，各朝各代屡缩屡减，屡增屡加，治所面积也减盈不止。

汉中为陕南的物资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工农业城市，因地处汉江谷地和秦巴山间，素有陕西小江南之称，盆地内物产丰富，是陕西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陕西境内最为典型的渔耕文化地区。

历史上的汉中，因卡由秦入蜀的咽喉要道而向为兵家所看重。

中国历史的楚汉相争、蜀魏之争，使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褒斜栈道、子午道、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褒姒的传说、鲁班的传说、诸葛亮的传说、张良的传说、张骞、蔡伦等一大批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和文化遗存，使汉中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使汉中的文化个性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多姿多样的历史精神。

历代兵家之所以看重汉中，除地理位置的因素外，丰富的出产也使得他们把据汉中而扼巴蜀出关陇作为进退可依的桥头堡，诸葛亮六出祁山均以汉中为根据地，造木牛流马也以汉中为大本营，同时汉中还因出美女褒姒而闻名，西周王朝因褒姒而倾覆的历史故事，西汉时郎官张骞出使西域和开创丝绸之路的壮举，东汉蔡伦造纸术，以及武候祠、蔡伦墓、拜将台、张良庙等文物古迹和发明创造，使汉中具有了和汉唐长安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

因此，可以说，汉中文化，具有着较之于陕北、商洛、安康更为重要的人文品德和历史文化个性，有着三秦大地除长安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文化价值。

（三）安康：渔猎文化的典型地貌安康是陕西最南的行政区，与商洛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商洛不同的是，安康地处秦岭南麓，居汉江中游属陕西水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早在秦朝就已置西城县，历经汉隋唐宋，在元代并入金州，明代改为兴安州，清朝复撤州设县为安康县。

安康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个性是渔猎为主的文明形态。

由于地处秦岭南麓，且跨秦巴两大山系，有着极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和亚热带气候条件，所以其远祖先民的生产生存形态就形成了依水靠山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资料获取来源。

远在西康、阳安、襄渝三大铁路未开通以前，安康的闭塞和对外交通的不便使之仅能依靠汉江的水运东南向出湖北，这也就决定了它基本上属于荆楚文化圈而和秦中文化圈有着较大的区别。

生活方式也基本属于游耕民族的一类而兼之以渔猎，汉江和秦巴山地的丰富水利资源、自然资料使安康人活得艰难但安逸。

他们较少农耕文化的血脉而更多浸淫的是渔猎文化对自然的倚重，这就决定他们与关中人秉性的不同和与商洛人的差异。

在安康人的心目中，山、水的滋润养成了安康使安康人对水的崇拜敬畏和对山的膜拜。

因此，农耕文化中的伦理关系在安康不那么受到人们的推崇，而道教文化中的自然观念，自由观念在安康却有着较广普遍的社会基础。

山高林密、河流密布而少耕作的条件，河流密而水量不丰和山高山大却无多少可资利用的谷地，决定了安康人生存的艰难。

但安康人却享有着绝大的精神自由，同样属于“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传统文化死角，因此在其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上，并无一定的信仰和追求，一切选取皆由对自己生活需要而决定。

在安康大大小小的县域集镇中无文庙和敬奉孔子的痕迹，倒是布满了道教人物的遗踪和道教遗存。

从而形成了乐山乐水乐自然的精神区间。

从历史中走出的安康，人们谨小慎微，无大作为也无小过失，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社会的大破坏和大促进，无乱世之袅雄亦无治世之英雄，因为大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了安康人的仁和智，也决定了安康人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自得其乐。

陕南民间艺术文化韵味总是需要一定的手段、方式来表达，而独特的陕南韵味也构成了丰富的三秦文化。

其中商洛花鼓、陕南民歌当属陕南民间文化的瑰宝。

商洛花鼓种轻盈、柔媚、婉约而无关中豪放慷慨的艺术感觉，虽然同属荆襄和中原文化圈，商洛花鼓戏既无豫剧的劲健，也无楚剧、湖北高腔、汉剧以黄汉语言为主要行腔创调原则的个性，也无豫剧、楚剧、汉剧音乐风格上的大气与凝重。

在作为戏曲剧种的选材上，前三者都重在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过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剧目，而商洛花鼓戏则更长于表现小故事、小人物，即便是有个别剧目的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为背景，但是其剧种特色也决定了它在表现形式上以轻盈巧笑的舞台结构展示出人物的另一面，即滑稽调笑的戏谑性风格。

在音乐的素材上，商洛花鼓戏与楚剧、汉剧、湖北高腔同属于以民间小调为主形成的曲牌联套音乐形态，但商洛花鼓戏似乎较之于后者，更接近于原汁原味的民歌，后三者则在音乐的调性调式上接近板腔体而形成了楚剧、汉剧、汉调桄桄这一大的剧种体系，商洛花鼓显然没有，也不可能衍生出后者的家族体系。

这就是说，较之于豫剧、楚剧、湖北高腔和汉剧，商洛花鼓由于其产生环境的地域因素，使她不可能有如后者那样宽广的流行、演变空间。

相对的封闭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商洛花鼓只能以一种地域性的心理调适，在自己的活动区间内流动，并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艺术形态。

山歌和歌舞则大多为内容俗而不放，细且婉约、热烈而细腻的柔婉，这就形成了与商洛、关中、陕北文化特质的绝大区别。

民歌就是情歌，而无陕北民歌那种充满强烈政治意味的歌颂咏叹。

而且这种情歌细腻柔婉且大胆热情奔放，绝无商洛民歌的含蓄、内致和扭捏。

文化反思在这个世界上，自然力量和历史人文是形成现有世界两个终极因素，而此赋予给陕南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过历史沉淀的陕南文化。

我们强调保护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我们在现有的陕南文化当中，看到人类智慧的结晶，看到了别与其他而独树一帜“秦文楚韵”，我们为此自豪而大声声张要将其发扬光大。

但是，我们听得见呼声却看不见行动，我们提出意义却不明白意义，陕南文化的精粹正在一点点流失。

相反，在日本、韩国、甚至台湾，我们看到了在现代文明下被保护完整而又流传世界茶道、和服、泡菜等等等。

如此博大而有精深的文化，不仅仅需要口号，需要政府，更需要我们作为文化传承人的积极主动，了解“秦文楚韵”，在这个物质掩埋文明的当前世界状态下，不仅仅是在保护一种文化，更是在丰富我们自身的精神世界，在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获得先辈们的智慧。

同时，古巴比伦文明的陨落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便不再精彩，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源远流长的出路。

当郭沫若先生逝世后（这个世界唯一懂甲骨文的人），甲骨文便淡出人类文明，成为文明的活化石。

所以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为陕南文化增添新元素，为它带来新的活力。

从传承的角度来讲，陕南文明是我们陕南人、三秦人的骄傲，然而应试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题，文化教育、素质教育望其项背，从孩子开始加强文化意识，是为三秦文化注入动力之源，是三秦文化未来希望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