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世纪以来唐代墓志综述

国内新世纪以来唐代墓志综述
摘要：唐代是墓志发展的高峰期，但已有研究成果大部分集中在史学方面。

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新世纪以来从文学角度研究的墓志论文仅有62篇，多为硕士论文与期刊，包含10篇博士论文，这些成果又多集中于唐代。

从文学角度论述的唐代墓志主要是名人、家族和女性文学。

本文在已有研究综述基础上，对唐代墓志中名人墓志与女性研究以及家族文学进一步尝试论述与归纳。

关键词：名人墓志女性家族文学
Absrtact: Tang Dynasty is the peak of the development of Epitaph, but mos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focused on histori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at present, there are only 62 epitaph papers studied in literature from the new century, many of them are Master's theses and periodicals, including 10 doctoral theses, and these achievemen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of Tang Dynasty from literature is mainly celebrities, family and feminine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and summarize the study of the epitaph and the female in the epitaph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amily literature.
Key words: Celebrity epitaph female family literature
近年来墓志在文学方面的研究有明显的增加。

关于唐代墓志综述，刘成在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题为《国内近十五年来唐代墓志研究的综述》的文章，该论文从墓志大家韩愈出发，指出墓志在文学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可深入开拓的领域做了探讨。

胡可先在2015年辑刊中也从唐诗研究的角度出发，发表了题为《21世纪出土文献与唐诗研究综述》的论述，从唐诗角度论述了21世纪新出土文献的意义。

2007年胡可先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发表了《薛元超墓志与初唐宫廷文学述论》，2011年梁尔涛发表了《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2013年胡可先发表了《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2014年胡可先发表了《出土墓志与唐代河东薛氏文学家族考论》、《上官氏家族与初唐文学—兼论新出土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李杨硕士毕业论文发表《新出唐代韦氏墓志研究》，期刊发表《洛阳新出的李毅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温庭筠撰杨辇墓志及其文学史料价值》等文章，2010年郭丽在期刊发表《唐代女性文学教育的文化环境述论—以墓志为中心》。

这些论文主要分为三个方向：名人论述、女性研究以及家族文学。

从总体趋势来看，胡可先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较多。

一、名人墓志
赵超先生在《古代墓志通论》中谈到：“隋唐墓志是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保存数量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除未发表者外，现在可以收集到拓片的材料即可达5000件以上。

隋唐墓志的数量十分庞大，使用墓志的人物又大多是各级官员及其家属。

这些墓志在记录墓主履历时，也涉及了墓主所经历的当时各种历史事件。

”唐代墓志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有很大程度扩大。

新世纪以来唐代墓志在文学方面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层名人，名人墓志或以当时墓志研究大家为对象，或以当时名人官员为论述内容，不同程度论述了与唐代有关的一些文化现象。

2002年戴伟华发表《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墓志研究大家韩愈在刘成先生发表的研究中已有详细介绍，胡可先先生透过薛元超墓志论述初唐宫廷文学，对上层文学研究较为独特，其次研究较多的是韦氏墓志，但此类墓志研究更为侧重史学方面。

其他名人墓志研究，多是透过名人墓志解释唐代某种文化意义。

随后此类论文不断增多。

这些墓志是新视角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

胡可先在《薛元超墓志与初唐宫廷文学述论》中提到：“薛元超是初唐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优越的家学渊源，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特有的宫廷氛围，使得薛元超与初唐文坛发生了明显的互动关系。

”《洛阳新出的李毂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也写到：“文学在唐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诗赋成为士子们的基本技能，甚至诗赋的好坏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仕途；因此，很多家族非常重视文学，并形成了家族文学传统。

”由此可见，名人墓志的研究多以小见大。

而刘诚在《国内近十五年来唐代墓志之文学研究综述》中谈到“作家个案的研究，多集中于韩愈，而较忽略了其他作家特别是中小作家、民间文人的创作，就使得总体的研究显得不够厚实。

”但是从近几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墓志研究群体不断扩大。

而且由于受到经济、家族、时代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墓志与文学大多集中在中上层阶级，下层民间文学数量少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新世纪以来墓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重点仍是名人。

再者，从两篇论述可以发现：文学在唐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优越的家学渊源是名人成长成才的重要条件。

二、家族文学
（一）姓氏与家族
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

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之中。

姓和名一样，都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

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却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姓氏分为单姓(张、王、李、赵等)、复姓(皇甫、司马、欧阳等)和多字姓(爱新觉罗)等。

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

包括宗法、族规、家训等相关行为规范，祭祖活动等相关仪轨，族徽、族歌、宗祠等相关标志物和物质载体，家族的气质、传统等精神特性。

其中精神特性为其灵魂，它是千百年来通过一系列的约束和仪轨而内化沉淀下来的相关特质，它是区别不同家族的根本。

家族文化，是一个家族的基业，能促进家族的团结，形成积极、乐观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是大家的心理上的依靠。

这就意味着家族文化不单单是指一个好的文化气氛，更是精神上的支撑力量。

（二）唐代家族
文学在唐代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诗赋成为士人们的基本技能，甚至诗赋的好坏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仕途，因此很多家族非常重视文学，并形成了家族文学传统。

新世纪以来关于墓志家族与文学的研究多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宁波大学张绵绵硕士论文《唐代吴兴姚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谈到：“吴兴姚氏是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现有关吴兴姚氏的研究较多，但多集中于对姚氏个别成员的研究，缺乏整体关照。

唐代吴兴姚氏人才辈出，在唐代依旧蔚为著族。

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吴兴姚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家族内部文人众多，在诗歌、散文等领域均有一定造诣，是唐代江东地区重要的文化士族。

”此论文以唐代吴兴姚氏家族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家族发展概况，家学家风、文学创作与交游等。

2010年吉林大学孟祥娟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谈到：“京兆韦氏家族是我国中古时期的重要士族之一。

自西汉中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韦氏家族以诗礼传家，绵延数百年长盛不衰。

至隋唐时期，在家族整体发展繁盛、社会地位尊崇高贵的同时，仍然保持着经史传统和文史修养。

”2011年苏州大学梁尔涛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则着眼于唐代家族整体与文学的发展，2017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在《墓志铭与中国文学的家族传统》：“墓志铭是放在墓室中刻有墓主生平事迹的石刻，它有多重属性，最为突出的是其家族因素。

中国文学具有家族传承的属性，而墓志铭最能体现家族文学谱系的脉络”该论文以墓志铭为切入视角研究家族文学，从新的维度书写和构建家族文学史。

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家族文学研究或者以某一具体家族为对象，或者以整体唐代家族为研究内容，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家族都是世家大族。

张绵绵在文章中也提到；“家学是一个家族成员内在思想、文化修养的反映，是家族维系声望不坠，巩固社会政治地位的重要支撑，《颜氏家训》载有谚语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

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吴兴姚氏是文化世族，其家族历经百年，沦为‘贱族’而不衰，靠的不是以事功，而是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

吴兴姚氏之家学，以经史传家，以文学立家，同时在医学、书法，音乐艺术方面也有所积淀。

”古代家族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透过墓志中这一家族研究，可以体会到古代社会家族发展的内在积极文化内涵，而这种强大的力量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在21世纪的今天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生命力。

三、女性墓志
关于唐代女性墓志与文学，2010郭丽发表题为《唐代女性文学教育的文化环境述论—以墓志为中心》，其中谈到：“在唐代，受过文学教育的女性数量虽不是很少，但基本上是集中在社会的中上层。

而且，无论女性的文学才能多么杰出，诗名外扬是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

社会舆论对女性的主流评价标准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礼法，对‘四德’的强调尤为突出。

寡母教孤就是唐代女性文学教育的这种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

它既与鲜卑余俗的逐渐消亡和汉化的加强以及由此导致的儒家礼法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和社会舆论对守节的普遍肯定有关，也与寡母对‘养’的自然关系的深化、对丧夫后自我情感的补偿、渴望交流、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有关。

”孔子曾经说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也有语曰：“女子无才便是德。

”自古以来，女子处于劣势地位，一直被轻视。

中国封建社会，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

一个时代的经济决定其政治和文化，但即使在经济繁荣的唐代社会，这种观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一方面唐代接受教育的女性大多为中上层贵族；另一方面，在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中，仍然摆脱不了古代封建制度的束缚。

纵观新世纪以来唐代墓志与文学，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名人墓志、家族墓志还是女性墓志，都集中于中上层贵族社会，下层平民研究较少，赵城先生将其归结为墓志在文学方面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我更认为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状况。

在封建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墓志这一文体本就集中于中上层阶级，所以新世纪墓志与文学仍然多集中于中上层阶级，但数量较以前有所增加。

第二：这些墓志都是唐代文学发展的见证。

无论期刊、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小到对一个人物、一种文学现象，大到对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研究，都将墓志与文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研究视角，拓展了文学研究空间，将会促进和完善文学进一步发展。

随着墓志的不断出土，相信更多墓志在文学方面的研究将会更加丰富与深入。

参考文献：
[1]赵超.古代墓志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4.
[2]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 [M].洛阳：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3]毛阳光.从墓志看唐代的妇女的贞节观. [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0.
[4]刘城.国内近十五年来唐代墓志之文学研究综述 [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
[5]胡可先.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6]胡可先.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7]胡可先.出土墓志与唐代河东薛氏文学家族考论 [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4.
[8]张利国.隋唐墓志用典的文学文化意义探析[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