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体育人口的科学意义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体育人口”的科学意义

李相如(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体育人口”曾经是我国群众体育研究和群众体育实践工作中的一个十分广泛而流行的概念。2008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开始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体育人口”；“体育人口”的发展通常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近些年我国关于“体育人口”的认识和使用出现了一些误区，甚至出现了追长“体育人口”的倾向。科学看待“体育人口”，有助于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群众体育；体育管理；体育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体育人口”曾经是我国群众体育研究和群众体育实践工作中的一个十分广泛而流行的概念。但国家体育总局在2008年12月向社会发布“2007年我国第三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时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了“体育人口”这个概念。这个信息表明“体育人口”这个概念将淡出我国官方的群众体育政策、法规和相关文件。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体育人口”的理由何在?为什么要有这个取代?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体育人口”将对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有什么积极作用?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第一，“体育人口”的提法不太科学，有一些内容比较含糊。例如：体育科研工作者是不是“体育人口”等。

第二，在国际上多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概念，因此，为便于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和交流，在用语上有与国际接轨的意义。其实，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取代“体育人口”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已经有了一种过度追求“体育人口”的趋向，这种趋向对于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视听、盲目追高的负面作用。

1997年我国第一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判定“体育人口”的标准是：每周身体活动频度3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30分钟以上、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这个标准是否合理暂不评论，但这个标准目前仍然是我国官方和众多学者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基本评定指标。

一个国家体育人口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发展体育人口的数量。

第二阶段是当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应该保持一个基本的常量。

第三阶段是提高体育人口的质量，理顺体育人口的结构，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总体上虽然还处于第一阶段，但部分先发地区已经开始进入第二，甚至第三阶段。

关于体育人口，我国目前存在两大误区：

第一，对大众体育发达国家的体育人口的信息和判断有误。我国早期对国外体育人口的介绍，其许多信息的来源和数据都十分不可靠，这对我国体育人口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2O世纪80年代就有文献介绍日本的体育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美国、欧洲的体育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60～70％”。这是误导，甚至可以说是谎言。

笔者2002年随中国体育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团去日本访问时，在日本体育协会看到由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的《终身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日本截至2001年，其体育人口只有总人口的35％，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把体育人口提高到50％ (注：日本当时体育人口的界定标准为每周参加一次体育锻炼或活动的人，比我国要低得多)。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织考察团去欧洲部分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进行考察，由于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考察团，得到了相关国家体育部门的对口接待，所以得到的信息和数据应该是较为准确的。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赴丹麦、挪威考察团和加拿大、美国考

察团的考察报告关于体育人口的数据如下：

世界上大众体育开展最广泛、影响较大的欧洲国家丹麦和挪威，体育人口分别约为40％和45％。

加拿大体育人口约为40％。

美国的纽约州约为43％、加利福福尼亚州约为45％。

所以，从目前世界大众体育发展最好的国家的情况看，体育人口的区间为40～45％，而且这个数据基本上是一个常态性数据。

第二，有盲目追长“体育人口”的倾向。进入“十一五”发展时期以来，许多省市区的体育政府部门都把“体育人口”作为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这说明各地注意到了发展群众体育需要有一支较为稳定的群众体育健身队伍。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出现了不少不切实际地过度追求“体育人口”数据的情况。部分地方的“体育人口”规划的数据越来越高，每年都要增长，像片面追求GDP等经济数据一样，出现了“体育人口泡沫现象”。

还有部分地方进行的“体育人口”调查有明显的漏洞，调研人员的素质不够或采用的方法不当，缺少独立公正的调查机构或研究团队，获取的数据不真实。

“体育人口”主要是国家群众体育的宏观指标，地区性的“体育人口”指标只是参考性指标。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地区性的体育人口数值也应该是流动或变化的。

第二，“体育人口”不是高无止境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常态性数值。例如7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16岁以下少年儿童的比例、身体多病不适宜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的比例、持“生命在于静止”理念的人的比例等都限制了“体育人口”的发展比例。

第三，“体育人口”不仅是个数量问题，而且更重要的

是质量水平和结构合理性的问题。“体育人口”的质量水平更多反映民族总体身体素质和健康状

况的提高，“体育人日”结构的合理性则要保持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相对合理和稳定。

盲目追长“体育人口”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政绩观作祟，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其基本状况是农业人口依然很多，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现代文明病的猖獗、老年化社会的提前到来等都是“体育人口”发展的不利因素。况且，三次大规模的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结果都表明，我国“体育人口”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我国体育管理部门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的用语和概念取代“体育人口”，实际上是已经注意到了“体育人口”诸多负面作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体育的参与人数和人群的基本结构状况。真正提高“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的比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努力过程，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群众体育工作的公益性投入，动员和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之中，扎扎实实地组织和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这样能真正提高我国国民的总体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