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论语

“学”系列之儒家论谈之一—孔子和《论语》现代的一些喜剧电影中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出题人问孔子是什么家，如果答题人回答是儒家，就会被判定为回答错误，然后出题人给出的答案是：孔子是老人家。

其实这带有脑筋急转弯色彩的所谓正确答案也没有错。

“老”其实是敬语，言成熟至极；“人”的名称是区分人与其他物类的称谓，因人是万物之灵长，谁能说此谓不是大称（我们每个人既要对此称谓引以为荣，又要对此称谓所包纳的深厚内涵展现出的意义产生深重的义务感。

因为我们人类有其他物类所不能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必须从善的角度出发，把自己摆在有能力、有责任去保护自然的平衡与发展的主体的位置上去。

）；古往今来，在历史中记录下来的各行各业的人士中，能被尊为“家”者不过寥寥，往往数百年才能出现一位、两位，就已经算得上是人类之大幸了。

比如，中国传统哲学学者中的“大家”之最者，秦前不过老子、孔子二人而已，其他如管、孟、庄、荀、韩等人，虽学问不见的不及孔、老二人，但已在他人的认识中被排于二流了。

再比如中国诗坛贤者云集，唯李、杜光芒耀照，百代无出其右者。

因这几乎的独一无二，孔子被称为“老人家”，是真当之无愧也。

说到儒家，其实在孔子之前也有儒者，但被孔子认为的能称为“君子儒”者并不多。

因为在孔子看来，儒只是一个以知识为依托或以行业为依托的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小人”可能还是占大多数的，能成为“君子儒”者不仅是知识广博的学者，更应是道德感极强、道德行为能力极强的“仁”者。

孔子一生都致力于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极力的用自己的行动和见识来感染身边的人，使他人向“善”与“道”。

因此，孔子配的起“君子儒”的名号。

我认为，我们现代的一些学者总用带政治色彩的有色眼镜看孔子，把他的理论贬到奴隶主和封建主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的层次里去，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

我们之所以说孔子的理论中有糟粕，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到了更高级的阶段，我们普通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随之比历史中的“圣人”要更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也比旧时代的道德水准要高很多。

基于我们现代人思想上有了这种相较的进步，我们才判断出孔子的理论中有些在阶级政治论调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认定为是不正确的。

有了这种理解和谅解，我们就应该把孔子放到一个相对比较崇高的位置上，因为那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智者应得的尊荣。

做为政治家的孔子被大家说的太多，不用我“添足”，大家也都知道他的那套“仁”的理论在诸雄争霸、各呈诡计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行不通的，其可称道者大概只剩了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了。

孔子能被成为“至圣先师”，部分的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用孔子初步设定的儒家理论中的“君臣”观麻痹老百姓思维的政治目的，但孔子于此称号并非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

孔子做为中国的第一位见于史册的民办教师，确为“有教无类”之教育理念开了先河，比如，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者就达七十二人之多。

另外，孔子的宣教（并非宗教之教）范围似乎也是释伽比不了的，释伽在世时说法，不过是在方圆几百公里以内，而孔子是周游过“列国”的。

虽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向孔子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建构个体思想和增长服务于社会和统治者之能力的知识，是由于中国奴隶社会中、后期社会动荡使人心思变的现实社会状况促成的，但孔子做为一个“勇而敢”者，站出来，面向大众宣传在他之前只局限于在君子中传播的思想，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做为教育家，提出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观点，做为其教育观的理论支撑。

因为他认为人中的大部分必须通过“教化”，才能被培养出智慧，才能去部分的实行“仁”。

在此，我在分析和比较孔子与现代之理念于认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上的不同的基础上，推导出我认为的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中的认知。

对“生而知之”，我认为其体现在物质特性的传递上，在人类中也是存在的。

我在我写的小说《凡人小记》中已经提到了自己这方面的认识，即人类的细胞，包括染色体，在互相通过生物电反应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已在人类的整体乃至个体的以物质性为本质存在的所谓“思想”中形成了“智慧海”(在写佛学的小文中,我也会对这所谓的“智慧海”结合佛学加以论述。

)，只是这“智慧海”是隐藏在人类细胞的记忆库中的（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信息组），这“智慧海”的智慧能否被激发出来并继续发展和“扩张”，取决于人类个体能否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去学习、历炼、“琢磨”。

而孔子的“生而知之”观因受他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的时代时，物理学知识处于低级阶段，致使不能正确解释生物生存现象的限制，所以是神秘化的、唯心论的，是未探究到宇宙规律本质的，是一种感性认知。

对“学而知之”观，我们今人仍和孔子持一样的认识和态度，都希望通过不断的学和习，增加人本身的知识保有量、见识程度、智慧，从而使人得以发展和进步。

如果我提出的“智慧海”理论是正确的话，再通过历史证明的孔子的理论已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思维、思想中扎了根的事实的反映，我就会这样认为，中国人的每一个细胞中就都有了孔子的思想，所以说“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是不为过的一种事实。

说“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那么溶入中国人血液的孔子的思想是什么呢？笼统的说，就是他提出的“仁”的理论，而这理论是以什么为载体的呢？就是《论语》这部书（被大家共同认可的，孔子本身没有写作过什么书的这一情况，我也是认同的。

致于所谓的孔子制“六艺”，不能说没有发生过，但参看易、书、礼等书，可查察出，这些书的内容并非出自一人之思想。

因此，可分析得，孔子自己学习并指导他的学生学习“六艺”的事情是有的，但编辑成文字形式的书籍的成果却并非孔子之力，而应是一个共同的儒家学习圈逐步的“造”成的。

在这以孔子为中心的一群人共同的学习过程中，产生出的最直接的作品，就是《论语》这部书。

）我为写这篇小文，又重读了一遍《论语》，读的时候，不仅感觉到此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么亲切（在读《论语》时，我甚至一度也想用自己的思想对《论语》的每一句话进行“解读”。

但读完后，又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论语》，我若随意乱“批”，恐怕有人就会对我“解毒”了。

），而且回想自己的一些行为，确实也是按照孔子在《论语》中提示的人应有的行为准则在部分实行的。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或多少的在“行”儒家之事。

比如我的爷爷，他虽然不识字，但在对我的言传身教中无不显出儒家之风范。

）虽然我因私心私欲的深重，不能以一个“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我在心中是希望自己能通过不断的在生活中去学习和锻炼，进而逐渐向“君子”之“标、格”靠拢的。

《论语》对中国人影响之强烈已在“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这句话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强大的影响力，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方面。

《论语》可为今人借鉴之好的一面太多，甚可说是不胜枚举，我就不多例举了，在这只举一例。

比如《论语》中对伦理关系的强调，是其最优秀的成分。

说这一长处，就不能不提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此方面的短处。

古典自由主义讲自由、平等、博爱，是极大的强调了人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破坏了亲情对社会基本组织—家庭的合和力，将亲人也以契约关系放到了用金钱衡量的对等关系上，如果没有基督教对自由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和，恐怕古典自由主义（现代社会中实际实行的自由主义已被社会主义部分“冲淡”，实际上，自由主义国家以国家强制力在推行社会主义的一些执政方式，比如税收、救济、福利等这些行政策略。

）会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最大化，从而弃他人之权利而不顾，连亲情也会被抹杀。

教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不等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至今仍是人的空想，但其保护人自由、而非扼制人自由的本质是不容人歪曲理解的。

）思想因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仅将人类个体的自由追求部分的消解了，而且人感情中最应有的对亲情关系的强调也被之减弱（我们现代中国实际上实行的不是这种教条的社会主义，而是用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有益成分在结合着构建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因此，也造成了亲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缺少对亲人之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蛀蚀着人类的基本组成关系中最坚固的那一环节，把人规整为更趋向于政治人、自然人的层面。

如果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用亲情来体现的那部分被削弱到此种程度的话（我不能不说所谓的阶级感情，在激情燃烧过的岁月之后，被人再次思考，是会被理解成一个笑话的。

），人就在精神世界中成了残缺的人。

可以说，人类的伦理思想是人的道德思想发展到高层次的表现，伦理道德是人类善念的基石，这是因为，有了对人的性格具有整和作用的亲人的爱，才使人的所谓的人性超过了动物性。

《论语》中极大强调着的伦理道德（此道德观与君子论结合，造就的是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心理平衡，而不是单纯的为亲情而亲情，以亲情超越社会规范及道德律。

），正被中国当今社会及每个个体重拾，使被文革和经济改革（我对这两次改革也持辩证的态度，文革有其开放革命思想的益处，经济改革有其使人被金钱异化的弊端。

）冲击而部分被忽略的人性中最深沉的爱得以“回归”。

其次举不好的方面的一个例子。

不可否认，《论语》中的爱民思想虽然有，但以民为本的思想还不够确切和具体，甚至有些瞧不起老百姓，还有，臣对君的“忠”强调的又有些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是孔子受历史局限造成的，我们不能责怪他，因为他是人不是圣。

），这些“东西”被后来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并添油加醋，从而进一步使得中国老百姓的“奴隶”思想根深蒂固起来。

时至今日，很多中国老百姓还迷失在对权利的崇拜之中，就是《论语》这一缺陷造成的。

再举有意思的方面的一个例子。

比如《论语》的语录体写作方式是孔子及其学生所处的时期的写作文本格式未健全造成的，但却同样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比如明代的王阳明就是以语录体写作的，甚至到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名言警句也被编成了语录体。

可以说，中国人自然而然的接受着语录体，也自然而然的喜欢着语录体，这种“微言大意”的写作方式是符合了还是造就了中国人的片面思维（片面思维到很符合后现代思想的思维片段性的特点）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本小文的最后，我以《论语·微子篇第十八》中的一段话作结尾。

其文为：“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