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解读

——摘自汪宏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稿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三国演义》是历史、哲学之上的高级文学作品，具有整体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它的结构是：从无限离散到无限聚合，主体则是“三国五方”。另两方是半隐形的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是他们用自身蜕变的张力使国家经历了三二一趋势的对立和统一，重生和飞跃。诸葛亮在徐庶走后做军师，倚托刘关张之人和，呕心打造汉室正统皇帝刘禅这一天时。司马懿则悄然占据曹魏之强势地利，且在曹操杀另一主簿杨修，智囊丧尽后获宠。旋即坐享大国新正统皇帝曹丕之天时。但司马的成功在于比诸葛更重人和，其幕后高人司马徽先行一步，技高一筹。诸葛亮虽失败却是推动思想创新、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失败带给他的最后醒悟更使他成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王者。从此，《三国演义》的立意本旨将从纷争走向统一，并启迪更多新思维。

关键词：高级文学、三国五方、儒法混、仁义勇智慧

一、《三国演义》“演义”的是历史之上奥妙无穷的哲学

数百年来，一部完美得无以复加的《三国演义》却被许多好事者寻章摘句、数黑弄黄。有人从中衍生出误人子弟的“厚黑学”；有人认为罗贯中不过是个说书人，为情节好看而虚拟妄称、擅篡历史；最高的评价也仅仅是认为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已……面对这些，笔者常常只能仰天作司马徽之叹：好！好！好在天才就是天才，果然不落俗胸。

为什么当年浩瀚无边的魏、蜀、吴三国只用几十年就归晋了，而尺幅大小的《三国演义》却几百年都统一不了呢？不是因为精神国度不能统一，不是因为作古的诸葛亮、罗贯中无口申辩，也不是我华夏后继无人，是天时不到！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运用密不透风的“回护”之法将叛逆思想掩盖起来了。有道是英雄惜英雄，在封建时代即便有人看懂了也不能明说，唯有心领神会。《三国演义》需待知己，而知己却需待天时。笔者以为现如今《三国演义》的真谛不应当继续被隐藏了，中国需要她，世界也需要她。于是尝试着将几百年前罗氏的本意毫不保留地传播开去，从此我只需无愧、孤独地等待。抑或像罗贯中一样再等几百年，抑或海枯石烂……

笔者认为罗贯中先是从《三国志》等史书、民间故事以及“三国”前后的朝代变迁中，感悟出了引起天下分合变化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之后再回到具体的“三国”时代，用通俗的语言和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文学作品。它虽然相对于历史是残缺不全的，但相对于它自身的哲学却一一对应，甚至一个人不多，一支箭不少。正所谓：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在罗贯中眼中，史、哲、文的关系是哲学高于历史，文学高于哲学。“演义”二字就指这一境界的高级文学，而不是历史之上或之下的普通文学。所以要完全看懂它需要两步：一是看表面文字，打打杀杀、尔虞我诈，以获得感官享受，即好看。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内在的哲学理念，化解阅读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最终与作者产生共鸣并升华至文学的真实境界。除此之外，如果想了解“三国”历史就应当去看《三国志》，那里更可靠，因为《三国演义》是从它“通俗演义”而来。

罗贯中在引用史料演绎他的世界观时，坚持的增削原则是大事件尽量遵循史实，小事件则不拘一格，以使其更具有合理性与普遍性。就归纳法而言，小事件的虚与实也确实无足轻重。叫人不可思议的是，罗贯中在达到哲学与文学上的对应之后，还做到了“七分”尊重史实。几乎让历史、哲学和文学三者重合。这不得不让人相信他的确是触摸到了“三国”历史时期人性和社会的本质。不愧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这种重合程度在中国四大名著中也只有《三国演义》达到了。

高级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比现实社会更强的内在协调性和统一性，就像自然科学实验需要对环境和条件作理想化的设定一样，所以也可称其为试验文学。高级文学借助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哲理，赋予陈年的历史和行将衰朽的作者自己以独立、弥新、永恒的生命力，使作品一旦完成便能脱离于它的历史原型和作者本人而存在。与读者懂不懂“三国”历史无关，与作者生死或留不留姓名无关。任何时代、地点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阅读。同时也保护了作者自己。这是普通文学所不具备的。社会科学在它的高端与自然科学相通。

《三国演义》阐发的哲学在人性上的体现就是：从性恶到性善，到性三品，最后到性善恶混。远了说，秦是性恶的胜利，汉是性善的胜利。近了说，曹操先发制人是性恶的阶段性胜利，刘备的后来崛起是性善的阶段性胜利。而三足鼎立则是性三品的胜利(性三品始于西汉董仲舒)。最后三国归晋则是高深莫测的性善恶混的胜利。期间诸葛亮虽促成了三足鼎立，但不是性三品者，他也是性善恶混的始作俑者之一，只是他的创新程度还不够完全，加上他在立蜀的过程中蜕变能量已经消耗殆尽，所以功亏一篑，败给了境界更高，能人辈出的司马家族。那么性恶混究竟是什么呢

二、“三国”的分合变化源于哲学创新的动力

小说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然而，社会前进到汉末，人们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思想和智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统一天下的方法论都不是很管用了，人心思变。比如曹操试图用秦始皇的法家思想统一全国，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只统一了北方；刘备试图用汉高祖的儒家思想匡复汉室，也只做了个西蜀帝王便“中道崩殂”。至于儒法同赋的孙权则是偏安一隅、静观待变。他们最终都被安置在了性三品的矛盾体中，无法动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朝代的分合没有简单地重复呢？是推陈出新、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促使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演进。这种新思想就是性善恶混或曰儒法混。具体就是先用“外儒内法”逆取天下，然后转用“外法内儒”顺守天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它与西汉末扬雄的善恶混或性三品中的中性都不同，孙权的手段是忽儒忽法的权变，比如他可以做到比关羽更儒地“义取荆州”，又可以做到比曹操更法地明杀义士关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曹操的法家表面还覆了一层薄薄的儒皮，刘备兄弟的儒家内部还藏了一根细细的法芯，且都经历了一个起落变化的周期。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一新的特征，所以能在性三品中暂时互容。不过仍然不影响他们法或儒的整体定位。

关于顺守的“外法内儒”新政，诸葛亮曾向法正解释过，他在蜀国也实行了一段时间。如他先是认为秦朝太“暴虐”，汉朝又失于“宽仁”，之后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佳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从此军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