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成就

第40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1月 Vol.40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an. 2018

──────────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gxfx2017214） 收稿日期：2017-03-12 修回日期：2017-09-15 作者简介：石开玉（1972-），男，安徽芜湖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 -27-

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成就

石开玉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思想政治教研部，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在古籍版本学方面，他注重研究《诗经》《尚书》《方言》等古籍的不同版本，并形成了推崇文献善本、不迷信宋本、集众本择善而从、利用古籍的版式行款来考订文献、辨明古籍版本的源流变迁来校勘古书的思想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戴震；古籍；古籍版本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8)01-0027-06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1.006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Dai Zhen’s Vers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SHI Kai-yu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ought, Anhu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Dai Zhen is the master of the Qing Dynasty Qianjia School. On the edition of ancient books, he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ancient books such as the Book of Songs , Shangshu and Dialect . He formed the style of praising literature, no superstitious belief of Song version, examining the literature, identifying the ancient version of the source changes to the ancient book of ideas and methods. These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today.

Key Words: Dai Zhen; ancient books; vers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古籍版本指同一古书在编辑、传抄、刻印、装帧、流传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主要有抄写本和刻印本。古书版本优劣杂陈，治文献考据学应选择可靠的版本，否则容易受误本之欺。古籍校勘有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其中对校是最基本的方法。对校的前提是广备同一书的各种版本，在考清版本源流后，确定底本和校本。作为清代乾嘉皖派考据大师，戴震在进行古文献整理时，注重研究古籍版本，并阐述了一些古籍版本学思想，探讨了一些古籍版本学的方法，在古籍版本学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一、戴震的古籍版本学思想与方法

（一）推崇文献古本、善本

文献版本越古，所记载的内容越接近事实，杂乱臆改和倒衍讹脱现象越少，其真实程度、可

信程度也就越高，所以古本、善本比近世多次传抄的抄写本的史料价值要大得多。宋、元时期的版本，由于流布较稀少，加上传抄、刻印次数少，讹错谬误较少，因此宋版、元版古籍一般都是珍籍善本。对此，戴震在多年的古籍整理实践中，也有这种认识：“书，年代略旧，便有些子好处。”[1]清代学者多通晓古籍版本学，广备众本、精选珍本，作为考据的重要前提。戴震也是如此，他在对古籍的考证、校勘时，多方搜集异本并精心挑选善本为底本，以纠正讹舛、订正错漏。如他在早年校勘《大戴礼记》时，共搜集到五种版本（宋本一，元、明本四），对其中的宋本，戴震更为珍视，将之作为最重要的底本，再比对其它四个版本而互相校对。

余尝访求各本，得宋本一、元明本四。宋本亦有讹失，余合五本参互校正。

[2,p287]

第40卷第1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月

-28- （二）实事求是，不盲目迷信宋本

宋代开始兴盛雕版印刷业，从而促进了书籍

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宋版书由于流传稀少、校刻精细，因此有极大的文献学价值。到了清代，世人多视宋版书为珍宝。或为治学，或为显富；或珍视有加，或顶礼膜拜，由此形成佞宋之风。宋本珍贵招致赝本增多，就是真正的宋版书也不可能一字不错，因此真正治学的清儒不会盲从佞宋之风。戴震即是如此，他不盲目迷信宋本，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宋本[3,p166]，此即他所说的：“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2,p189]言下之意，宋版书也不是全部都尽善尽美，也有讹错谬误；元、明本也不全都有误，可用之来补充校订。因此，戴震在对古籍进行训诂、校勘等实际工作中，经常指明宋版书的一些错误而“不可从”，如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为正式校订《水经注》而作准备所作的《手校水经注批语》中，就指出过宋本有脱误而不可以盲从：

东原云：《水经》本作“又东北过屯留县东，又东北过潞县北”，上“壶关”下《注》云：“县

在屯留东，不得先壶关而后屯留也。”若删去“屯

留”则《注》无着矣，宋本脱误，不可从。[4,p562]

再如戴震在早年校勘《大戴礼记》时，共搜集到五种版本（宋本一，元、明本四），他将宋版书作为最重要的底本，但知道“宋本亦有讹失”，故而戴震“合五本参互校正”[2,p287]，即他将元、明时期的四个版本作为重要补充来互相校对《大戴礼记》。

（三）集众本择善而从

戴震在训释、校勘古文献时，尽可能地搜集同一古文献的多种版本，从中选择一至二个善本作为最主要的参考底本，然后进行相互比对研究，此即“集众本择善而从”的方法。例如，戴震在疏证、校勘《方言》时，多以宋代曹毅之本和明代《永乐大典》本为依据而从之，原因在于曹毅之本是明正德四年影印的一个宋钞本，近于古本、善本，《永乐大典》则是明代官修的类书，根据宋代国子监本、蜀本、闽本、赣本而来，基本源自古本、善本。但戴震并不仅仅以曹毅之本和《永乐大典》本为依据，而是比对《十三经注疏》《说文》《集韵》《广雅》《经典释文》《玉篇》等群籍中所引用的《方言》来相互校正[3,p164]。例如，《方言疏证》卷十中的“昲、晒，干物也。扬、楚通语也”条，戴震对之作案语曰：

《广雅》：“昲、㬓、晒，曝也。”《玉篇》云：“昲，干物也。晒，暴干物也。㬓，置风日

中令干。”注内“费”，诸刻讹作“晒”，今从曹

毅之本。“常”诸刻讹作“通”，又脱“耳”字，

从《永乐大典》本。[5,p159]

（四）注重古籍版式、行款以考订文献

戴震在研究、整理古文献的过程中，通过研究不同时期古籍所具有的特定的版式、行款等特征，来进行对古文献的校勘、考订。

如戴震在对唐朝《开成石经》系统校勘所著的汇录《石经补字正非》中，就在多处根据《开成石经》的版式、行款等特征而推断文字的衍脱讹误。

在《开成石经补缺正非·春秋左氏》哀公七年“必弃疾于我”条目下，戴震注曰：

少“弃”字，然按一行十字之数不少。[2,p127] 这里，戴震通过版式字数的特征推断出石经不缺字。

在《开成石经补缺正非·公羊经传》之“隐公”下，戴震注曰：

石经《公羊》最为残坏，此段碑缺补者少二十八字，岂补字时片石犹在，近始脱与？合

断损纹颇似，非补者误也。今将碑为图，缺处

以朱别出，其已补者以墨围示异。[2,p129]

这里，戴震从版式行款字数来推定文字缺失二十八字。

在《唐石经葛本春秋左氏传校缪》文公二年传“谓其姊亲而先姑也”条目下，戴震注曰：石经脱“姑”字，“也”字，上下行空独大，时刻舛误，可口映日中，并非裱脱。[2,p165]

这里，戴震从石经版本文字的行款特征，即上下行之间的距离“独大”，推测出石经脱了“姑”“也”两个字。

如此例子不胜枚举，表明戴震研究古籍确实明察秋毫、巨细毕究，充分运用丰富的文献版本学知识来整理古籍，这也是他能够在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五）通过辨明古本源流变迁来校勘

戴震在1773年进入四库全书馆后，充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