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语言观拾遗--以《颜氏家训

文史在线

《颜氏家训》二十篇一贯被视为古训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唯独《音辞》一篇倍受语言学者关注，只因此文整体阐述了颜氏的语言学主张，并奠定了堪称“中国音韵史上里程碑”的作品——《切韵》的理论基础，正如周祖谟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中所言，“考家训此篇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究古音所当深究”。或许正因此，它在音韵研究史上的价值才显得尤为重要和特殊。

颜氏的诸多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科学的，足见其学术成就和理论见地是同时代的人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细数颜氏的语言学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承认语音存在着差异。汪明寿先生曾表示，“音韵方面，颜氏既注意了地域不同而语言有异，亦注意到时代不同而声韵有变”。首先，作者开宗明义，指出语音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并进一步叙述了南北方言的特点，对比其分歧，“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化，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其次，《音辞篇》中，作者还提出古今时俗不同，语音也会有所变异的见解。“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既然古音与今音不同，那么由此可知语音由古至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前世反语，又多不切”，“ 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又如：“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尽管颜氏试图从地理环境入手为语音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或许南方语音的“清举”、北方语音的“钝化”果真和“水土”、“山川”相关，但我们并不能将其看作最重要的原因。然而，他毕竟提出方音可能接触感染的问题，进而揭示语音的同化现象。“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魏晋南北朝时，江南一带曾有短时期的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工商业繁荣，市民之间的交往自然增多不少，普通百姓语言中的俗语广为传播，因而南方语言中多是俗语，周祖谟也认为如此，“南人之音辞多鄙俗”。北方长期战乱，语音的接触也很少，因而北方话反倒多是古语，正如郝懿行所言，“北方多古语，至今犹然”。

语音不仅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往往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就是说，各个阶层、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特有的语言特点、话语方式，表征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颜氏也注意到这点。“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作者看到当时“世庶”语言的分歧，只限于南方地区。周祖谟先生认为“南北世庶之语言各有优劣，盖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说明为躲避战乱迁到南方的贵族，从中原带去雅音，因而他们的语言“以北音为主”；而江左地位卑下的市井平民，则大多讲当地方言——吴语，所以比较通俗易晓。

第二，《音辞篇》概括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历史。《春秋》、《离骚》、《方言》，虽都曾记录过方音，但重点在于“考名物之同异”，而非“显声读之是非”，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音韵学并未产生。等到东汉开始有用譬况假借来证明字的读音的情况，如郑玄做的《六经注》，高诱说解的《吕览》、《淮南》，许慎的《说文》，刘熙的《释名》即是如此，这正是我国音韵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反切的产生与盛行，是中国音韵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学界最主要的注音方法。此后，著述音韵的作品大批涌现，可能是因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不稳定的时代之一，当时的语音变化也因此加剧了”，于是研究语音的人增多。虽然每部作品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方言的成分，我们很难判定谁对谁错，但这毕竟又见证着音韵学在此时的长足发展。

同时，颜氏多次列举南北方语言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作品的得失，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语音研究的状况和水平。“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还在研究语词读音，但只是稍作切正。“李季节着音韵决疑”，时常会出现错误。“阳阳休之造切韵”，却有很多疏漏。此外，当时语言交流的实际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恰当之处，比如：“甫”是男子的美称，后来假借为“某父”的“父”，如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亚父”，二者意义相通，虽然不同音，周祖谟：“甫、父二字不同音，切韵：‘甫，方主反；父，扶雨反’”，但也没必要严格区分。但是“某父”的“父”与“父母”的“父”却没有任何关系，而北方人却以为“某甫”的“甫”就是“父母”的“父”，这是错误的。

第三，主张“匡谬正俗”。颜氏在承认语音变化的前提下，指出时人语音流弊——“语多不正”，究其原因，应归纳为两点：一是“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一是“使其儿孙避讳纷纭矣”。颜之推认为，前代书中所著反语，于今“又多不切”者，我们不该“随其伪僻”，继续使用。比如：“兄”当音“所荣反”，北方人却反“搜”为“兄侯”。“玙璠……当音余烦”，江南却读如“藩屏之藩”。“岐”音“奇”，江南音为“只”。我们不知道这两种读音“何所承案”，故而都不采用。可见，颜氏认为，有两种以上读法的语词，以相沿习用的读音为正，不论南北。此外，作者认为有不同用法的语词应该有所区别。例如：“焉”，在古书中用作鸟名或表示某种词性的词语时，均反为“于愆”，而葛洪却认为：当“焉”用作副词，表示“何”、“安”之义的时候，音“于愆反”；当其用在句末或作为助词时，应音为“矣愆反”。

颜之推语言观拾遗

——以《颜氏家训•音辞篇》为视角

郑 岚 郑州大学文学院

摘 要：虽然颜之推一向以文学家身份被载入史册，但他在语言学上的建树也不容忽视。《颜氏家训•音辞篇》不仅概括了音韵学研究的历程，而且总结了颜氏极富前瞻性的语言学见地，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例如：颜氏承认语言的差异及发展演变，概括南北语言的特点及其分歧，批评当时的一些语音错误，主张以相沿习用的及书中所标语音为准来“匡正谬误”等等。

关键词：音辞篇 颜之推 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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