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课文翻译

Unit 2查理.卓别林

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他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他的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汉”多少有点“粗俗”。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尽管如此，卓别林的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汉”寻找“合适的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在1936 的《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后来他说，他想象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的绅士。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

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这种震惊唤起了他的想象。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Unit 3 渴望新的福利制度

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当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

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

“从朋友和家人那儿。”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

“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对脊柱伤残的人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每次我的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医务人员来确认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