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综述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综述

袁蓓郭熙保

内容提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经济学家从消费、储蓄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养老制度安排这五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本文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概括，并总结了其中的分歧与焦点问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老龄化已不再为发达国家所独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也已逐步从以发达国家为背景，以养老保险为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拓展开来。近年来，从消费、储蓄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养老制度安排这五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上述几个方面，以新古典主义、新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为主线，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概括。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率影响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势必通过劳动力增长率、消费当量人口、消费结构和预期寿命等因素对人均消费水平和储蓄率产生影响。人均消费水平不仅是衡量经济增长结果的重要指标，并且还从需求的角度影响增长。储蓄率则与投资相关联，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本，因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率的影响倍受关注。Ando & Modigliani（1963）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就已指出，各年龄段人口的消费量存在差异。随着人口老龄化，这种消费量上的差异将影响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劳动力增长率减缓一起，对经济增长产生水平效应，共同改变消费与储蓄的增长路径与稳态均衡值。Cutler(1990)将人口老龄化对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的影响引入新古典Ramsey（1928）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他指出，封闭经济中人口老龄化对稳态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比较，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下降效应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下降效应时，稳态消费下降，反之上升。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变化对稳态储蓄率没有影响，而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使稳态储蓄率下降。他利用美国1990－2060年数据进行消费与储蓄动态路径模拟，结果表明，在消费最初增加之后，由于赡养负担超过劳动力增长减缓，消费下降，最后新的稳态消费将小于初始水平。储蓄率则在调整之初就大幅度下降，之后随着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上升而上升，但仍小于初始稳态水平。最终，储蓄率将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它等于一个与更缓慢增长的劳动力相匹配所需的储蓄量。Cutler 在以美国和其它OECD国家建立的两国开放模型中，模拟了1990－2050年消费和外国资产产权变化率，得到了美国消费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结果与封闭状态时相同，只在幅度上存在差异的结论。

继Cutler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变化对消费与储蓄率的影响展开了研究。Elmendorf & Sheiner(2000)将研究推进到小型开放经济，他们利用美国2000－206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消费从开始调整时就下降，并将一直持续到新的稳态消费为止，最优储蓄率则是上升。但在封闭经济中，Elmendorf & Sheiner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储蓄率的影响要取决于消费的代际间替代弹性。与此相类似，袁志刚等（2000）在Diamond（1965）模型下证明了，封闭经济中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时，最优储蓄率与第2期青年人的数量负相关。Senesi(2003)则将任意两个时间点的消费时

间偏好率设定为依赖于之后任一时间的消费，将消费的时间偏好率内生化。从而总消费取决于财富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因素，并得到了人口老龄化经济中储蓄倾向下降的结论。Guest(2006)进一步将研究扩展到了与现实更为接近的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开放经济模型中。他指出，极微小的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就足以得到与封闭经济相似的稳态消费和稳态储蓄结果，以及相似的动态调整路径。他还详尽的将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分解为赡养效应、索罗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他利用澳大利亚数据进行的模拟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很大一部分，可由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的赡养效应解释，其它两个效应对消费为正向影响，但作用小于赡养效应。

Guest(2007)将研究方向从消费当量人口转向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他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引起需求在部门间转移，改变经济的平均资本集约度，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他首先将年龄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引入消费函数，建立了一个包涵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1）

（2）

其中，，和分别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消费、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消费；表示代际消费替代弹性（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表示消费指数系数；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表示总人口数量。

Guest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引起需求从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也可能相反；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可能是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也可能相反。Guest设基本情况为，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高于非贸易品部门，人口老龄化将造成需求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他在开放非完全资本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对澳大利亚2002－210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在任何假设条件下都将使生活水平下降。

Creedy & Guest(2008)在完全替代弹性社会福利函数下，对分别以个人和当量个人作为权重时，人口老龄化对最优消费路径、最优储蓄率、税收和财政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具有平均年龄的代表性个人的最优消费路径，与以个人为权重加总计算的社会福利函数得到的最优消费路径相同。他们指出，以个人为权重加总计算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老年人有更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将产生一个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结果，即从老龄人口较多的时期转向较少时期时，会提高社会福利。采用当量个人作为分析单位，不会产生上述矛盾。他们利用澳大利亚2004－205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得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社会福利函数中不同权重的设定，通过同一时期人口增长率与当量消费人口增长率的差异，再由政府主观价值判断设定的参数值的放大或缩小作用，将产生差距或大或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消费路径。第二，最优消费路径的不同意味着最优储蓄率也不同，在一个拥有较高最优消费的社会福利函数中最优储蓄率较低。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外，有的学者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对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影响进行了研究。Futagami & Nakajima (2001)将生命周期理论与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寿命延长将使储蓄率上升。原因在于，储蓄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与人口预期寿命，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直接效应是负向的；而通过经济增长率产生的间接效应，一方面由于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率与总收入消费比的负向关系（由于经济增长加大了过去与现在收入的差距，而依赖于过去收入的老年人消费相对于当前收入将下降，并且该消费下降超过了经济增长引起的生命周期收入增加而提高的收入消费比），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影响为正向。最终，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影响的间接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Futagami & Nakajima，2001）。然而，Tabata(2005)在老年人健康支出由自利的年轻人承担的假设下，在世代交叠模型与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到了父母寿命越长且患有疾病概率越高时储蓄率下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