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史语所校印明实录始末 黄彰健

【往事】史语所校印明实录始末  黄彰健【编者按】明十三朝实录计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约二万八千余页，一千六百余万字。

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实录，始于1931年，中经战乱停顿，迁南港后再继续，历经三十余年始成。

台版《明实录附校勘记》刊行于1962年，半个世纪后，中华书局获得授权，将这部巨著重新影印出版。

本文摘选自黄彰健先生所撰《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及《后记》，有所节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晒蓝之明实录，开始于抗战前，中经战乱停顿，迁南港后始再继续，到现在总算校完，开始影印红格本实录及排印校勘记了。

这一工作费了许多人的心血，因此在序文中，我不能不将这一工作的经过及其意义，作一简单的叙述。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与整理内阁大库旧藏明清档案有关。

在民国十九年，史语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发现其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散页。

熹宗实录今存红格本缺十三卷，既发现这些散页，所长傅孟真先生就想从散页中找寻缺卷，并改正红格本的脱漏及误字。

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系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讳饰，使人对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实录系根据档册修成，明代档册多已散佚，则明实录也可说是原始资料。

历代修正史，多取材于实录，明实录是纪录明代朝章国政最重要的典籍，因此傅先生就决定，一方面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编印明清史料，同时又筹划校勘明实录了。

熹宗实录散叶计千余叶，其装裱工作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始完竣。

在民国二十年的下半年，傅先生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洽借所藏明实录红格钞本予以晒蓝。

红格本虽残缺，仍有二万几千叶，计费时年余始晒毕。

在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广方言馆旧藏明实录钞本赠予本所。

广本明实录仅阙熹宗一朝。

在那个时候，政府机构所藏的明实录像这样大部头的即少见。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员李晋华先生到职，从事校勘明实录。

李君于卒业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后，即入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著有《明代勅撰书考》及《明史纂修考》二书，由燕京大学出版。

李先生专攻明史，系傅先生的高第弟子。

明十三朝实录计3045卷，正文约28000余页，1600余万字，决非一个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又增聘工作人员，请那廉君、邓诗熙、潘悫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晋华先生任覆校，并兼总其成。

李君三助手，其中邓君二十五年离职，潘先生后来调往本所第三组，以那廉君先生从事校勘工作时间最长。

由晒蓝本现存校签看来，在李君主持下，其时校勘计划系以晒蓝本为校勘底本，与广本对校；遇广本或晒蓝本有缺卷缺页，即以他本校勘。

如太祖实录，晒蓝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据广本钞配，而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校勘；宣宗实录晒蓝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广本配补，而以北京大学藏本校勘；英宗实录广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计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学本校勘；世宗实录广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审其纸墨行欵系钞配，而钞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写于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冒充配全，而此十余卷北平图书馆本亦系据北京大学本钞配，故校签即注明北平图书馆本此处系据北大本钞补，以表示无本可校；神宗实录广本缺万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晒蓝本万历四年这一册卷首即注明此册据北大本校；北大本缺神宗实录卷六十一，故此处即注明北大本阙此月；卷六十二有校签云：“诗题以下至月底，北大本缺”。

民国二十二年春，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二十三年又由上海迁南京。

李晋华先生及其助手为了校勘明实录，仍留居北平。

他们在北方校勘明实录，利用北方所藏的本子仍未能将晒蓝本的缺页配全。

其时又曾驰书武汉大学，洽借所藏本。

武汉大学藏有穆宗实录残本，并非晒蓝本及广本所缺，既已借到，不能久假不还，所以这一个本子是校勘了的。

其时所中藏有内阁大库旧藏朱丝阑精钞本成祖实录二卷。

这一个本子非常好，是由李光涛先生读，李晋华先生校的。

在北方既无法将晒蓝本缺页配全，于是就想到往南浔刘承幹嘉业堂，洽借所藏明实录，就晒蓝本广本残缺部份，补钞补校。

李先生给院方的工作报告，认为明实录校勘工作这样就大功完成。

在那个时候，他似乎还没打算借嘉业堂本从头到尾校勘一过。

既打算借嘉业堂藏本，于是在二十五年秋他们就奉命南迁了。

在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李晋华那廉君二先生访书于嘉业堂，就所中所阙部份借钞借校。

晒蓝本缺页，据广本北大本补配的，至此更续有补配，而那些缺卷据广本配补而以北大本礼王府本校勘的，至此也均据嘉业堂所藏抱经楼本校勘一过。

宪宗实录广本缺卷一至十二；世宗实录广本及北大本缺卷一至九；武宗实录卷一五四至一六二，晒蓝本缺，据广本配补，至此亦均据抱本补校一过。

神宗实录广本缺卷，并据抱本传钞。

神宗实录这几卷，我发现系据传钞本校，因此这几卷现在又据抱经楼原本校勘一过。

嘉业堂所藏熹宗实录，其实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说，嘉业堂藏有熹宗实录，这因为他没有看见原书。

这一书及嘉业堂所藏崇祯实录，均史语所所无，遂亦传钞一部，另外还钞了不少的书。

李那二先生假馆于南浔刘氏，补钞补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世宗实录的校勘。

世宗实录广本与晒蓝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多出，有时同记一桩事，而造语遣辞也不同。

他们利用嘉业堂所藏天一阁本及抱本，就这些出入最大处，雠校一过。

密行细字，据广本阁本所补，有些地方多达几千字。

审其字体，均系李那二先生笔迹。

其中出入既那么大，则嘉业堂所藏本是应该从头到尾校勘一过了。

假馆于南浔刘氏，工作实多不便，因此就动念购买。

在民国二十六年二月那廉君、张政烺二先生往南浔洽购，至是年四月遂以重金购归。

李晋华先生以连年工作辛劳，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

在李君主持下，广本是校完了的。

仅其中神宗实录卷一至八，广本书头误写作穆宗实录，致遗漏未校。

又神宗实录广本错乱甚多，其中有几卷错乱最甚处，现在重校一过。

所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稿散叶，其装裱成册的，已由李那二先生校勘一过。

这些实录稿散叶，原本无针孔，当系蝴蝶装；其中缝注明卷页处最易损坏，因此还留下百多页未装钉未校勘，是我现在校完的。

那先生亦在是年夏改任本所图书管理员兼傅先生秘书。

在二十六年七月，傅先生遂另请北京大学高材生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三人来所，从事明实录嘉业堂旧藏本的校对工作。

在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

这年秋，史语所迁往湖南长沙。

在晒蓝本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第一页，有吴相湘君校签云：“自此以后，未用抱本校，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吴君大概系这时离职，而姚君之离职亦当在此前后不久。

在二十六年七月后，王吴姚三先生校勘明实录，由校签看来，大概是先校嘉业堂所藏明红丝阑钞本明太祖实录，然后才校抱经楼本明实录。

史语所于民国二十七年春由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十月又迁到昆明近郊龙泉镇。

在龙泉镇时，傅先生拟派人赴香港督印明实录。

傅先生在晒蓝本上朱笔批：“凡有△号，皆用双行小字排”；“凡有：号，均提行顶格排”。

在这时的计划是将各本异文双行排于正文下。

因拟排印实录，嫌校语冗杂，不便阅读，遂用朱笔改正晒蓝本误字，而将原粘校签略去。

有些地方用朱笔改，嫌过于果决，则又注“此条存”。

有些异文，需参考他书始能决其是非的，则批一“查”字，而由王崇武先生查书。

这些校签原本粘于正文下方，仅粘一端，至是亦由王先生用更小的纸改书，于正文右侧全部黏实。

这为的是运晒蓝本到香港排印，校签不致脱落。

校签如有脱落，那是不容易复原的。

傅先生的整理工作，只做到太祖实录卷三十六止。

在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册有傅先生在云南昆明龙泉镇校勘明实录的照片。

其时傅先生所作的工作，由晒蓝本看来，当如上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傅斯年先生在云南昆明龙泉镇龙头村观音殿的善本书室内校勘明实录（中研院史语所藏品）史语所迁昆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为日军所占。

史语所遂于二十九年秋由昆明龙泉镇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在李庄时，王崇武先生对太祖实录校签曾作进一步的整理。

在他给院方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曾说：“这一校订工作，颇费时日。

每有异文，除显然错误者外，均需参考有关史传文集以求其正，故每因一字费若干日之力，因而有时发现弇州史料等书之错误，及明史依据之失”。

王崇武先生将其考证所得，用长纸条记录，浮黏于晒蓝本上。

所黏签条多在太祖实录卷三十六以前。

卷三十六后只有一条。

在晒蓝本熹宗实录第一册，也有几处系王氏贴签。

这大概是写论文，阅读熹宗实录，而随手改正晒蓝本误字。

王氏所校抱本实录，由今存校签看来，是至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第七页第一行止。

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至二百五十七，未见抱本校签，这几卷现在重校一过。

又抱本英宗实录原缺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册，系嘉业堂钞配；这四册可能系据北平图书馆本钞配，因此在晒蓝本此处即无抱本校签。

抱本英宗实录第三十八册，因夹于钞配本内，致遗漏未校，这一册现在也校勘一过。

王先生校抱本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实录，仅签记抱本异同，并未像李晋华先生那样抉择去取，也没有用整理太祖实录校签的方法整理这些校签。

王先生校勘明实录，在昆明时尚有一工作助手，但不久即离职。

王先生未能完成这一工作，自与战乱有关。

在民国三十年，梁鸿志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本明实录像印问世。

这一影印本的刊行，对明实录校勘工作也应该有影响。

王崇武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夏赴英，其后返回大陆，据说已逝世。

王先生的撰著，在史语所出版的，皆功力深至，为前人所不及。

彰健是在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入史语所。

我所读的明实录，自太祖实录至世宗实录，系用的广本。

三十五年冬，史语所迁回南京，我才买到梁鸿志影印本。

三十七年冬，史语所迁到台湾杨梅镇。

当图书室于夏天开箱晒书时，我曾取晒蓝本约略翻检，曾有意将晒蓝本校签过录于梁鸿志影印本上，但以卷帙浩繁，不敢着手。

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已转向宋明理学，时常害病，也无功夫着手。

1954年秋，史语所迁至南港。

1955年冬，李济之先生继任史语所所长，拟恢复明实录校勘工作。

在这时王崇武先生已离职，遂征询彰健的意见，而我在那个时候对过去的校勘工作情形并不清楚。

于是我重新翻阅晒蓝本，希望对过去工作情形有所了解。

我发现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第七页第一行以前的校签提到广本抱本，而以后的校签仅记某作某，不言所据何本。

我在架上随手抽晒蓝本宪宗实录成化十年九月这一卷，与广本抱本对校，始知此所谓某作某，系据广本校后所黏的校签，而抱本这一卷的正文，除前面一页半，其余与广本晒蓝本完全不同。

在那时我还不知抱本宪宗实录前后错乱有几十处之多，不过当时既发现抱本与晒蓝本出入既如此之大，而梁鸿志影印所据本又源于抱经楼本，则明实录是不能因有影印本而不校勘了。

在那时我又在书架上抽阅抱本神宗实录，见其上明人眉批说，此处有错落，此处应移接某处，这类眉批就有几十处。

这样看来，抱经楼本显然不是好本子。

在民国三十年以后，既已有梁鸿志影印本，自不必再谈排印。

明十三朝实录正文一千六百余万字，排印需时费钱，而且校勘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