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试论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任何一部宪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反映一国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宪法基本原则是对这些方面的集中反映。

认真、全面地分析和归纳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了解宪法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类型宪法与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历史联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世界各国宪法与宪政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表明，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

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法国启蒙思想卢梭看来，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

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

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实现之”；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等等。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质上也就是主权在民。

但这些形式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了。

二、基本人权原则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社会中的人，因而当人权与某一个体的人相结合时，则不能不打上这个人所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从而使人权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就人权最原创的意义而言，它在本质上属于应有权利、道德权利。

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少数敌对分子的部分人权，其特点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

虽然在措辞上，社会主义宪法并未直接合作“人权”一词，但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

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就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

三、法治原则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它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

如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

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宪法和法律具有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所有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且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坚强的后盾，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有了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是体现资本特权的法治，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则是以消灭特权为目的法治。

四、权力制约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所首创的。

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

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所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等等。

尽管如此，但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在日益走向衰落。

权力制约原则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

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宪法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于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

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释和阐明法律现象（包括宪法现象）还是在改革和观念更新的口号下去兜售和推崇资产阶级和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学说，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

法是如何起源的？法的本质是什么？这似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但我国有的学者在今年早些时候撰文宣称：“法高于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

事物之所以美好，生命之所以演化，人性中之所以有其善良的一面，均出于自然而受其一定法则的支配，从而形成和谐与平衡，并出现造形的完美。

”于是，古老的自然法观点又被堂而皇之地搬上了中国法学论坛。

关于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就指出过，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和体现。

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才是法的本质。

法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去凭空杜撰，从这一角度讲，法有客观性。

但，法毕竟又是人制定的，是人的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

对于同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由于制定法律的人们所属的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法律。

从这一方面讲，法又有主观性。

至于谈到“法则”，如果指事物本身有一种独立的法则或规则的存在，那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反映和描述事物的这一规律，从而制定出反映本阶级意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法律来。

但我们通常讲的法或法律，绝不是这种“法则”，两者虽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

当然，在人们制定法律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规则或叫立法规则，可以去遵循，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任何情况下，不能把人为的法律与事物本身存在的规律等同起来。

有的学者曾正确地说过，美国宪法就是从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那难熬的实际需要中“逼出来的”“妥协篓子”。

它不是在学究式的讨论中产生的，而是在讨论中充满冲突和协调，既进行思想上的交锋，也有幕后交易，一面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时而搞阴险狡诈的勾当，总之。

宪法是在政治纠葛中产生的。

显然，作为法律的美国宪法同一切资本主义宪法一样，决不是遵循什么另外高于法律法规的“法则”制定的，而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和体现，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和谐与平衡”，追求的自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型的“完美”。

有学者认为，从实质而不是从形式上看，宪法总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当事人必须平等地遵守的、是政府治者与被治者的一种“契约关系”。

这无疑是自然法学派在关于国家和法的起源问题上的社会契约论。

对于这种学说，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早就提出过批评，认为这是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不是人的自然状态，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最违背人的天性、最不容于人的感情、最相悖于人的需要，并断言说，人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和政治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阶级利益对立的出现，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组成的国家来制定、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的行为规范，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固然，法律被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在制定时，要想方设法使被统治阶级就范，考虑压迫和剥削的限度，当然也照顾到其同盟者的利益和注意其内部关系。

但无论怎么说，在对立阶级之间法律不是一种双方的“约定”，也不是一种平等遵守的“契约”。

而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体现，是一方依仗国家暴力强加于另一方的。

美国一个州的参议员说得明白，在美国“如果你干脆让那些有权势的人为所欲为，你就不会进监狱，就不会陷入困境”。

“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总是有办法通过一项法律，使他们的任何要求合法化。

他们总是有办法可以从别人手中夺走财产或权利而不会进监狱”。

在法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发展。

离开发展讲坚持，就陷入僵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生命力；但离开坚持讲发展，就迷失方向，就再也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

具体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再“以阶级计争为纲”；并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在社会上，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新剥削分子，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反映到国内来。

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情况下，将法仅称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有其片面性，但也还不能否认它依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一方面。

今天，如果否认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法的起源和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否认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宣扬法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约定”、“契约”，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

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统治的二百多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无疑，其中有的属于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包括对于资产阶级的宪法原理，是美化吹捧、全盘肯定、一切照搬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我们的经验，去吸取其合理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呢？这是需要我们明确的另一个原则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理论问题大抵没有中外之分”，并主张要拿外国宪法学者的理论来“补充和修正毛泽东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

我认为，理论问题虽不能分东方西方，但当今世界却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界。

中国人民并非无法了解资产阶级宪法原理，而是借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武器，能透过资产阶级宪法原理的虚假现象，揭示、批判其掩盖的阶级本质。

有的学者在说明宪法的来源时，引用某位外国宪法学者的话，即“现代宪法的出现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并以此来补充和修正我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说什么“立宪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政府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就有一切，权力必须受限制，而宪法便是授予和限制权力的根本法”。

并讲这就是现代宪法的由来。

将宪法说成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是授权、限权、控权法，这非但没有揭示、反而掩盖了宪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