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改革之比较

论中日近代改革比较

王超（20071201）

邢旺（20071206）

徐珑（20071207）

张瀚镭（20071211）

论中日近代改革比较

之所以把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样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均处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封建社会末期。而且也都是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时候被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炮舰政策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

同样是面对危机，两国统治者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和明治维新（日）运动。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却不仅保持了独立，而且实现了工业化和近代化，成为了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走上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道路的国家。同样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后，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但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的成效却大相径庭。这种悬殊的差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其根源何在？下面就先从两国的变革的背景开始谈起。

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而从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而国势衰弱的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作是发展的机遇，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以至于道光皇帝竟然问出“该夷与我回疆可有陆路可通？”这样令人可笑的问题。而在签订了《南京条约》后，清朝统治者认为这就是一个万全的计策，幻想着只要“守定和约”就可“中外相安”。这期间也有少部分人从西方的炮舰外交中看到了危机，所以有了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他们在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主张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然而这被道光皇帝斥为“一派胡言”，以至于这种言论被搁置了20年。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皇帝和文武百官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中国何以救亡图存？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进而演变成了洋务运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日本国内，虽然这次战争没有惊醒中国统治者，但是当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幕府听到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们仔

细总结了中国失败的教训，其中幕府高官堀田正睦说的话很有代表性：“中国拘泥古法，所以致败，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并且还派使团到中国考察，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并开始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1853年，面对美国的军舰，日本不仅没有抵抗，反而以一种近乎欢迎的态度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虽然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但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此后，日本开始大量设立西学所、造船所等，并大量向西方选派留学生，为革新奠定了基础。

所以说从改革初期，中国和日本就拉开了差距，不仅仅是改革的时间上的差距，更是人们在思想上的差距，日本人对国际局势和发展方向的把握以及中国人危机感紧迫感的缺失也更是拉开的两国的距离。这种差距又影响了两种改革的实质上，进而体现在改革的结果上鲜明的体现了出来。

从简单的来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本质区别在于两种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上。洋务运动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以总理衙门的成立作为标志，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期间历时30多年，是我国整整一代人以学习外国为手段，并希望通过进行的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来达到富国强兵为目的。期间通过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及其他与军事相关的科学技术，并兴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采煤铁、开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并对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在此期间中国建造了近代第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制造了现代化的军队体系，并培养出了一批科技人才。洋务运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开近代化风气之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拉开了中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重制约了社会制度的改革，极大的制约了洋务运动的进行。

与中国截然不同，彼岸的日本却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社会变革。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地向西方学习，改革从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一直到社会制度上，通过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突破了封建主义束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明治天皇发出的《五条誓文》。并首先进行了三项改革：一是学制改革，着手进行现代教育；二是官制改革，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官僚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实行兵制改革。，并实行征兵

制，将“镇压草寇”为主的“镇台制”改为适应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而在此基础上，日本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

但是洋务运动却因为其阶级性而受到了局限，通过深入分析，会发现洋务运动所体现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且期间所创立的企业也几乎是由政府或者是官僚投资设立的。管理模式几乎是僵化的家长史管理，而且产品几乎是军用的，没有市场经济的竞争，也制约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的改革由于领导层的支持，几乎是一气呵成的。而中国领导集团对变革本身就持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洋务运动开展的一波三折，而且统治阶层还存在大量的反对势力，严重干扰着洋务运动的进行。

同时洋务运动本身也受到洋务派自身的制约，比起日本人，一是他们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二是洋务派自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也有差异。三是他们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真是因为这三点因素，使洋务派怎么也无法做到十分团结，这使得洋务运动大打折扣。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是我国和日本在同样的起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的最好解释。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深度和广度的不同造成中日两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别，当中国还在封建社会末期徘徊时，日本却逐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而且改革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需要不断地深化和拓宽，要明确目标、把握全局、循序渐进、配套实施，才能取得最好效果。

200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