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它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儒家、道家、佛家结合，宋明理学，明清反理学的文化思潮兴起等几个重大历史阶段，总代表是孔子。

中国传统文化有优有劣，有精华也有糟粕。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求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或说精华，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真善美的文化。

自古以来，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追求着真善美的境界，虽然人们对真善美的理解各有独到之处，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不论是从认识和知识的角度去求真，从行为和道德的角度去崇善，还是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去尚美；也不论在理想的精神境界中，还是在现实的行为准则里，人们都力求将三者最完满地统一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对真善美的阐述，是根据中国人生活实践的特点而高度概括出来的，表现出中华民族崇高的境界与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是求真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热爱真理、追求真知是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家思想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也反映出人们对待真知的积极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真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有认真严肃的态度，特别注重历史的真实性。

如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崔杼杀死了当时的国君齐庄公，太史官不畏淫威，如实记载了这一史实，崔杼就把太史官杀了。

但太史官的弟弟仍将事实记载入册，崔杼又把他杀了，可太史官的另一个弟弟还是照样记载，崔杼只得作罢。

这种舍命求真的精神，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意识。

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学者在继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这一精神，努力求真。

二是表现在追求真理，获取真知的方法、途径方面。

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活动经验，提出“学而知之”的方法和途径，同时还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倡导人们在生活中应当“好学”，注重多闻多见，一方面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另一方面又要采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明智做法。

在克服学习过程中的主观缺点方面，孔子提出：子绝四：“毋意（不要随意）；毋心（不要武断）；毋固（不要固执）；毋我（不要限于自我）。

”三是表现在对待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方面。

老子认识到自然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于是发展了《易经》中关于相反相成的矛盾的观点，不仅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还指出事物发展是一个向反面转化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只要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便可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

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427页。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

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

《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

《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

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

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

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

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

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

《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

《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

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高潮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

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

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

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

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

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

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

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

以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

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

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