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异军突起的结构动力学解读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结构动力学解读

[摘要]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独立作家群的产生及现代读者群的扩大使上海等沿海城市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创造社进入由鸳鸯蝴蝶派和文学研究会所控制的这一场域，采取了颠覆策略而在文坛异军突起。创造社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他们拥有异质的高势能的文化资本和不断扩大的社会资本等符号资本。创造社的进入策略和拥有的符号资本使其表现出区别于其他社团的指导习性、反抗习性和自由习性，这些习性使其在文坛爆发出巨大能量的同时，又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

[关键词]创造社；文学场域；策略；资本；习性

Abstract：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1920s，the development of mass media，the rise of independent writer groups and the expansion of modern reader groups shaped such coastal cities as Shanghai into

r elatively independent literary field.The Creative Society’s sudden rise in the literary circle was through its subversive strategy when it entered the then literary field dominated by th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and the Literary Study Society.Such a strategy was taken because it boasted such symbolic capital as the foreign

cultural capital with higher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constantly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This strategy，together with its symbolic capital，distinguished it from other groups of writers in its habitus of guidance，rebellion and freedom，which brought to it interior and ulterior crises as well as enormous power.

Key words：the Creative Society；literary field；strategy；capital；habitus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创造社在文学研究会和鸳鸯蝴蝶派的夹缝中异军突起，并对2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使中国新文学史因此不得不划一时代。历来对创造社在文坛的兴起不乏论述，但尚不够系统，我们借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从结构动力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解读，认为：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独立作家群的产生及现代读者

群的扩大使上海等沿海城市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创造社进入由鸳鸯蝴蝶派和文学研究会所控制的这一场域，采取了颠覆策略而在文坛异军突起。创造社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他们拥有异质的高势能的文化资本和不断扩大的社会资本等符号资本。创造社的进入策略和拥有的符号资本使其表现出区别于其他社团作家的指导习性、反抗习性和自由习性，这些习性使其在文坛爆发出巨大能量的同时，又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

一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1]55。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是由参与各方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结构空间，参与各方在场域中的位置与他所占有的资本具有对等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场域可分为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学场域等，其中，文学场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受政治控制、经济发展迟缓及文人依附心态的影响，总体上看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但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的都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众传媒的发展、独立作家群的产生及现代读者群的扩大这三方的共同作用，使这一地区的文学场域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结构空间，成为创造社20年代进入文坛的社会背景。

大众传媒的发展得益于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兴起办报的高潮，而“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2]311，故各大报纸纷纷创办副刊。与此同时，各种供娱乐、休闲的报刊特别是文艺报刊开始兴起。据调查，在1872年至1897年这25年间，总共只出现了5种文学期刊，从1902年到1909年，则有20种，而从1910年到1921年间，文学期刊则发展为52种[3]552。到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期刊已能够与通俗文学期刊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中国的印刷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此时已不低于外国。如《新小说》1902年创刊时在日本横滨印刷，1903年时第2卷转到上海广智书局承印，其印刷水平并不低于第1卷[3]520。

独立作家群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稿酬制度紧密相关。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大致由两类人群组成：一类是中国封建社会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1905年，清朝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迫使这一部分读书人转向以做编辑或写译小说来谋生。另一类是由国内各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大量留学欧美、日本的回国学生组成的中国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当时的政治动乱和军阀混战，感到在政治上没有前途或进入政治无望，遂凭借自己受新式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写作才能在传媒、教育、文化、出版界占据一席之地。稿酬制度的建立则为这些新旧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使他们成为社会上“卖文为生”的自谋职业者。如1910年《小说月报》的刊例中明确规定了小说稿酬的标准：“投稿中选的，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两元，来稿不合，立即退

还。”[3]556于是一批以编辑创作为生的职业作家脱颖而出。茅盾回忆他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