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2年初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一政策宣示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更加复杂化，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新定位。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美进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7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基于这一共识，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中美希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过去中美关系是“超—强关系”，即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多强”之一的中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

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可以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二、走“前无古人”之路并非不可能

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权力面临新一轮重新分配。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信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克林顿国务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等美领导人会面。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方方面面。其次是两军交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