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

三十、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可以看作韩愈之再生。

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之复现。

这所谓韩愈精神之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

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

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唐宋两代本是封建经济发展的时代，封建思想的一再抬头，自有它的原因。

论到“统”的观念之创始，固不起于韩愈。

《孟子·尽心》篇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云云，这已是道统说之滥觞。

《论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周）之徒欤？”这又是文统说之滥觞。

但宋人文统道统之说，其渊源似不出此；其关键全在于韩愈。

韩愈《原道》篇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固然是道统说之所本，实在也是文统说之所自出。

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所以斯文斯道一脉之传，在宋初一般人看来，好似完全集中在韩愈身上。

柳开《应责》一文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河东集》一）他心目中的韩愈，即是能以斯文斯道之重自任者；而他之所自期，也即在继韩愈之道与文。

所以我说这是韩愈精神之复现。

稍后，在孙复石介所言，更可以看出此关系。

孙复《信道堂记》云：“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

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三十年，处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喜之所以为喜也，誉之所以为誉也。

”（《孙明复小集》二）石介《尊韩》一文云：“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

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

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

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

故自吏部来三百余年矣，不生贤人。

”他们这样推尊韩愈，以韩愈继承道统，都是宋初人的见解。

在濂洛未起以前，韩愈的地位是很高的。

所以石介在这个运动中便只希望韩愈之复生。

其《与裴员外书》云：噫！文之弊已久。

……文之本日坏。

……吾当思得韩孟大贤人出，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辟而无荒碛，人由之直至于圣，不由曲径小道，而依大路而行，憧憧往来，舟楫通焉，适中夏，之四海，东西南北，坦然廓如，动无有阻碍。

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来南郡，又逢孙明复。

韩孟兹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复为忧；斯道之塞，吾不复以为惧也。

（正谊堂本《石徂徕集》上）又《上赵先生书》云：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

”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扬子，扬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验欤？孔子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虚生也；存厥道于亿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

今淫文害雅，世教堕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危（一作为）乎？仲尼有云：“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先生如果欲有为，则请先生为吏部；介愿率士建中之徒，为李翱李观。

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击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千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为盛，与大汉相视，巨唐同风哉？（《石徂徕集》上）为了斯文之弊，为了斯道之塞，时而以为韩愈已生，时而复以韩愈期人，这种精神，这种态度，真与韩愈相同。

人家虽未必真成为韩愈之再生，而石介自己，却已成为韩愈精神之复现了。

故其《上张兵部书》又云：“介尝读《易》至《序卦》曰：‘剥者剥也。

物不可以终尽，故受之以复’。

……今斯文也，剥已极矣，而不复，天岂遂丧斯文哉！斯文丧则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见矣。

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于斯，未尝不流涕横席，终夜不寝也。

已无孟轲、荀卿、扬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复斯文，其心亦不敢须臾忘。

”（《石徂徕集》上）这种以斯文斯道自任的态度，似乎较韩愈更迫切些。

所以我以为后来文统道统之说，实以受宋初诸人之影响为多。

事实上，能不能成为韩愈之再生呢？能不能再同韩愈这样学道好文二者兼营呢？这不但到后来要分歧，就是在宋初也已经有些分歧了。

柳开，是宋初古文运动中最早的一个人，但是表面上是古文运动，骨子里早开道学的风气。

我们只看他起初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就可知道他是以韩柳为宗而以斯文自任。

后来易名为开，字仲涂，其意以为：“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吾欲达于孔子者也”；（见《河东集》卷二《补亡先生传》）那就可以知道他又以斯道自任了。

所以他《应责》一文说明其为古文的理由完全因于道。

其言云：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

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

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子不思其言，而妄责于我。

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与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河东集》卷一）其《上王学士第三书》说得更偏。

如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

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

”（《河东集》五）这就是以道为本而文为末，以道为目的而文为手段的主张，和后来道学家文以载道的口吻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明道，于是连带的再言致用，这又开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

宋初理学，本来重在应用所以胡瑗在湖州学中就分经义治事为两斋，而范仲淹也以名儒而为名臣。

孙复《答张洞书》谓：《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也。

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

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

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名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

（《孙明复小集》二）在这里所应注意的，就是因为尚用，所以还接触到一些现实。

他所谓：“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述国家之安危”，这就比古文家以道为幌子要切实得多，就是比后来道学家空言心性，也要具体。

所以古文家论文不及歌诗，而他是包括歌诗的。

他在这篇文中再说：“文者道之用也”，这也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但是他再说：“道者教之本也”，那就偏于教化，成为政治家的主张了。

这种意思，到了石介说得更明白。

石介《怪说中》攻击做西昆体的杨亿、刘筠，其主旨所在，只因为：“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元刂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作圣人之道。

”所以他反对这些无用之文。

其《与张秀才书》云：“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为文之道也。

由是道则圣人之徒矣；离是道，不杨则墨矣，不佛则老矣，不庄则韩矣。

”（《石徂徕集》上）这些话不过是孙复“文者道之用”一语的注脚，而说得更狭一些。

又其《上蔡副枢书》云：“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

”（《石徂徕集》上）这又是孙复“道者教之本”一语的注脚。

假使我们说柳开的主张是道学家文论的先声，那么孙复石介的主张可以说是政治家文论的先声了。

最后再就偏重在文的方面的讲一讲，那就可举穆修、宋祁和王禹、田锡作代表。

穆修也是宋初古文运动中重要的人物，邵伯温《辨惑》称其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者，得金募工镂板，印数百部，自鬻于相国寺。

我们就从这个故事来看，也可以看出他从事古文运动的一股势劲。

其《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专雄歌诗，道未极其浑备。

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

如韩《元和圣德》柳《平淮西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河南集》二）他甚至再说：“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然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所以宋代的古文运动，一开始就强调“统”的观念。

《四库总目提要》称：“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

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曾王苏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尽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

”这话也有相当的理由。

在当时，古文有一脉相传，大都是皇甫一派，所以柳开穆修的文章，都不免偏于僻涩，而到宋祁为尤甚。

相传宋祁与欧阳修《唐书》，宋严于用字，时常改得险怪不可读，欧阳修戏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嘲之。

我们从这故事来看，就可以知道《宋景文笔记》中论文之语，所以还多以新奇为标准。

如云：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

（卷上）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

”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

”信文之险语。

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

”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

”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

”此等皆新语也。

（卷中）可见他所心折者在此，但其《笔记》中自言：“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

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

”又云：“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始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才至于道乎？”又云：“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

”不知他晚年有所悟入者，究竟觉得险涩怪僻之非呢？还是觉得新奇险怪还不够标准呢？还是所悔的仅仅是早年所作的骈体文呢？我想行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也许觉得欧阳修开辟的道路才是康庄大道，刚才有所觉悟吧！但是何以笔记中还有主张新险的意思，而修《唐书》还是必须言艰思苦呢？那对于他的有所悟入，也只能算是一个谜了。

可是，宋初的文论，开欧苏先声者也不是没有人。

王禹的文论就是主张平易的。

王禹 的时代比穆修宋祁还要早一些，他也同样推重韩愈，但是所取于韩愈者，并不在其奇险。

他说：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

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