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变化发展及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

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演化，在五言古诗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从中国诗史来看，《诗经》中已经有五言诗的萌芽，至秦及西汉，民间歌谣已较多五言，发展至东汉，乐府中所保存的五言歌辞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到汉末已达到成熟的阶段。

在初期，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谐倡乐多用之”的诗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佚名。

但随着五言在民间的发展，也就引起了文人的重视，并开始仿作。

文人五言诗最早具名的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诗》。

至魏晋时期，五言诗真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言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佳作如林，影响深远，并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形式，进而取代四言诗占据文坛的重要地位。

《文心雕龙•明诗》中讲“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

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

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三曹中，曹操诗作主要为四言、五言诗，他的五言诗已经渐脱汉乐府的束缚而自铸新辞。

曹丕的诗虽然偶有些四言，如《黎阳作》，六言，如《令诗》，骚体，如《寡妇》，然究以五言为主。

《诗品》言“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矣。

”《西北有浮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而复陈，客子常畏人。

”这首借浮云寓飘零之感的诗，可见这一时期五言诗已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曹丕的两首《杂诗》也是他五言诗中比较真切的，曹植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第一时期的诗，多为赠答或应酬之诗，除《离友》外，皆五言诗，题目虽赠答，但内容都是多方面的。

自东汉秦、蔡诸人以来，直到这个时期，五言诗才进步扩张到无所不包的地步，才正式宣告成立。

他第二时期的《赠白马王彪》、《七步诗》两首五言诗，可谓诗中上作。

第三时期的《杂诗》同样可作五言诗地位上升的例证。

“七子”是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之外最杰出的作家，虽然个性鲜明，但诗歌均以五言诗为主，注重学习乐府民歌，为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亦作出一定的贡献。

七子中，当以刘桢、王粲为最佳，如刘桢的《赠王官中郎将》四首其三及《七哀诗》皆是五言诗中的佳作，正所谓“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

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

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

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正始时期：五言诗歌发展到正始时期才突破了建安时期沿用乐府旧题的模式，脱离五言旧题，开始自立题目，这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五言诗表现为隐晦难懂的形式。

主要作家有阮籍。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他能够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五言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具体表现在：1、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咏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和黑暗，把五言诗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了坦率裸露心灵模式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

2、五言诗至阮籍完全脱离了民歌风味。

《诗品》说“其诗源于《小雅》”，是很有道理的。

3、阮籍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

4、他创造了“响逸啁远”的独特的诗歌风格。

5、他以《咏怀》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西晋时期：整个西晋文学在总体上是追求文辞华美，形式压倒内容的时代，这一时代，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是藩岳、陆机和左西。

藩岳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其大部分作品内容单薄，词藻华艳，但他的少数篇章以言情见长，如《悼亡诗》，保留了民歌的特点，这在浮艳华靡之风盛行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它为五言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陆机和藩岳一样，也一味追求形式的华美，讲求语言的过分加工和深奥，对后世影响较大，但他对诗的工整的讲求，在五言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他，中国诗歌可能只满足于汉魏古朴直爽的诗风。

敢于和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顶风逆浪的是左思，他是个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因此它的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

他前期的代表作品《咏史》八首“创咏史之格，开咏怀之境”，在咏史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进而通过咏史，批判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抒发同时代、同阶层人悲愤难抑的呼声，可称为咏史诗上的里程碑。

他的这八首《咏史》诗开了中国五言组诗的先例，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而完整地表达诗人的情感，而且也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时期的标志。

从他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诗中用对偶，也用词藻，但由于裁剪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感觉。

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玄言诗占据了文坛，使文学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失去了现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给五言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陶潜是长于五言而短于四言的，内容充实，形式及格律等都有大有进步，陶渊明诗作萧统整理编著有七卷，五言诗占大多数，上乘之作颇多，随便举例即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归园田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陶渊明了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

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和人格。

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到了齐梁时期，五言诗更是极一时之盛不仅在民歌中五言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上层社会协作五言也成为普遍的风气，人人竞相吟咏，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

因此，涌现了不少“早慧”的诗人，这说明人们对五言体的掌握和运用已极为纯熟，不仅文人，连武人也有不错的五言修养。

更值永明末，永明体的提出，使得永明声律学说得到了实践，使得之前语言过于繁重，篇章肆意排张的五言诗得到了改善，清新通畅，明净凝练之作多了起来。

梁陈时期的宫体诗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诗史的倒退，但从积极面看，它亦巩固了永明体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

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成熟的律诗已相去不远，而南北文风的交融亦有所益处。

而该时期，五言诗的出色诗人更是多，重要的有谢朓，其五言绝句几乎首首是佳构，例《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逢罗衣，思君此何极！小诗在谢手里，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诠释。

他对于五言诗诗史的贡献，尤为重要。

此外沈约、江淹等宫体诗人也较为重要。

而北方新诗体诗人以庾信为代表，极王褒、卢思道、薛道衡等人比于南方，诗风更为大气一些。

这一时期的诗人的新体诗虽只是小部分，然已可以代表当时诗坛的主要潮流。

他们虽然以四声八病相号召，然并未能绝对遵守，亦有所创新。

从诗歌的本体上讲，诗歌的内容、形式及社会背景的发展为五言诗的发展完善提供了丰富营养的土壤。

首先，从内容上讲，从魏晋时期就有“任性而行，任情而行”，作诗者以书写至情为宗旨，评诗者以是否抒写了至情及情感是否强烈作为评论的标准。

追求语言的风格之美，也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合乎逻辑的越来越自觉的行为。

正所谓“诗缘情而绮糜，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陆机之后名教礼法的约束进一步被抛弃，南朝人虽不像东晋人那样过分的纵情，但重情程度却更深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表现感情更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爱情、友谊、相思、羁旅、物感等这些在六朝五言诗中都有大量涌现。

在“咏吟情性”的思想指导下，诗人们倾全力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这在诗歌史和美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这对五言诗的完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二，从背景上讲，建安以后，儒学进一步衰落，老庄玄学、佛学思想进一步兴盛，名教理念进一步崩溃，人们甚至以狂狷的精神去追求人的真个性、真面貌、真精神。

这一时代的三曹、七子明显受到老庄的影响。

到南朝时，儒学也曾被重新提倡过，但士人对宣玄言隽语、玄味气质和通脱潇洒风度的追求，使得独立的审美意识得以确立，审美感受能力得以培养。

人们崇尚自然，这对山水诗、玄言诗及田园诗的出现贡献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而儒、佛、道的融通，从诗歌发展流变角度来看，是极有意义而颇值得加以重视和肯定的。

这就当然包括五言诗在内的。

第三，从诗歌地位上来看，从魏晋时期开始，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人关于文学功能的狭隘见解，初步认识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独立价值，是文学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崭新气象。

至晋宋之交，文学进一步摆脱政教的桎梏，人们更多地认识与肯定文学价值，文学地位空前提高，这就为五言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第四，从诗人的主体来看，这一时代，诗人更多的是出身帝王和士族，其中的几个大的家族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及吴郡陆氏等，这些士族出身的诗人，有着更高的文化修养，也有着更为阔绰的经济力量来发展诗歌推动诗歌的前进。

另有，这一时期文学集团非常活跃，像是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邺下文人集团齐竟陵王萧子良所召集的“八友”，竹林七贤，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等这些文学集团中的很多特色鲜明，关系颇紧密，既有诗歌理论，又有创作实践。

虽有附和之词，但这些即席同题之作题材虽不免受到局限，艺术上也往往不免粗糙，但却营造了浓厚的诗歌创作风气，对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建安时期能够出现一个“五言腾涌”的局面，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就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总的看来，文人集团的活动与当时诗坛的演革、诗风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成为汉魏六朝诗坛一道重要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