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变化发展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演化，在五言古诗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五言诗起源于民间，从中国诗史来看，《诗经》中已经有五言诗的萌芽，至秦及西汉，民间歌谣已较多五言，发展至东汉，乐府中所保存的五言歌辞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到汉末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在初期，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谐倡乐多用之”的诗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佚名。但随着五言在民间的发展，也就引起了文人的重视，并开始仿作。文人五言诗最早具名的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至魏晋时期，五言诗真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言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佳作如林，影响深远，并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形式，进而取代四言诗占据文坛的重要地位。《文心雕龙•明诗》中讲“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

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三曹中，曹操诗作主要为四言、五言诗，他的五言诗已经渐脱汉乐府的束缚而自铸新辞。曹丕的诗虽然偶有些四言，如《黎阳作》，六言，如《令诗》，骚体，如《寡妇》，然究以五言为主。《诗品》言“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矣。”

《西北有浮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而复陈，客子常畏人。”

这首借浮云寓飘零之感的诗，可见这一时期五言诗已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曹丕的两首《杂诗》也是他五言诗中比较真切的，曹植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第一时期的诗，多为赠答或应酬之诗，除《离友》外，皆五言诗，题目虽赠答，但内容都是多方面的。自东汉秦、蔡诸人以来，直到这个时期，五言诗才进步扩张到无所不包的地步，才正式宣告成立。他第二时期的《赠白马王彪》、《七步诗》两首五言诗，可谓诗中上作。第三时期的《杂诗》同样可作五言诗地位上升的例证。“七子”是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之外最杰出的作家，虽然个性鲜明，但诗歌均以五言诗为主，注重学习乐府民歌，为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亦作出一定的贡献。七子中，当以刘桢、王粲为最佳，如刘桢的《赠王官中郎将》四首其三及《七哀诗》皆是五言诗中的佳作，正所谓“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

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正始时期：五言诗歌发展到正始时期才突破了建安时期沿用乐府旧题的模式，脱离五言旧题，开始自立题目，这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五言诗表现为隐晦难懂的形式。主要作家有阮籍。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他能够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五言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具体表现在：

1、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咏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和黑暗，把五言诗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了坦率裸露心灵模式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

2、五言诗至阮籍完全脱离了民歌风味。《诗品》说“其诗源于《小雅》”，是很有道理的。

3、阮籍开了大规模五言组诗的先河。

4、他创造了“响逸啁远”的独特的诗歌风格。

5、他以《咏怀》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西晋时期：整个西晋文学在总体上是追求文辞华美，形式压倒内容的时代，这一时代，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是藩岳、陆机和左西。藩岳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其大部分作品内容单薄，词藻华艳，但他的少数篇章以言情见长，如《悼亡诗》，保留了民歌的特点，这在浮艳华靡之风盛行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它为五言诗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陆机和藩岳一样，也一味追求形式的华美，讲求语言的过分加工和深奥，对后世影响较大，但他对诗的工整的讲求，在五言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他，中国诗歌可能只满足于汉魏古朴直爽的诗风。敢于和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顶风逆浪的是左思，他是个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因此它的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他前期的代表作品《咏史》八首“创咏史之格，开咏怀之境”，在咏史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进而通过咏史，批判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抒发同时代、同阶层人悲愤难抑的呼声，可称为咏史诗上的里程碑。他的这八首《咏史》诗开了中国五言组诗的先例，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而完整地表达诗人的情感，而且也是作家文学进入繁荣时期的标志。从他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诗中用对偶，也用词藻，但由于裁剪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感觉。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玄言诗占据了文坛，使文学在内容上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失去了现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给五言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陶潜是长于五言而短于四言的，内容充实，形式及格律等都有大有进步，陶渊明诗作萧统整理编著有七卷，五言诗占大多数，上乘之作颇多，随便举例即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陶渊明了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