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巴金的小说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家》“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童年，一个由童年经验所够早的内在世界。

童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是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地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是人们早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艺术家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

1940年，巴金出生在成都正通顺街“楼台亭阁、朱槛玉彻、水榭花园的”李家公馆。

那时是他的祖父当家，祖父既保守又顽固，对子孙坚持守旧的教育方法。

什么都是他自己说了算。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谨守封建规范、安分守己、温和宽厚、并且很爱巴金。

经常带巴金出入剧院看戏。

巴金一叔曾留学日本，在成都开办律师事务所，但是他道貌岸然。

在老太爷去世之后，巴金大嫂生产之际，以‘血光之灾”为名强迫巴金大嫂迁出城外，致使巴金大嫂难产而死。

巴金的二叔、四叔、五叔均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巴金的大哥大巴金六岁，从小聪慧、能文能武，深得父母宠爱。

喜欢化学，幻想去德国深造。

可是在母亲去世不久，便被祖父和父亲用拈阉的方法决定了他的婚事。

又找到了商业场的工作。

一年后，父亲去世，作为长房子孙的他彻底充当了牺牲品。

巴金的二哥与巴金关系甚好。

童年时一道读书、游戏，后来又一起去上海、南京读书。

当然，巴金的童年经历中还有母亲的爱。

巴金说母亲是他“第一个先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

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

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正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在爱的环境中，巴金也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在自己富裕的家庭中，另一些人在过着不幸的生活，“在这时候我就己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了。

”他回忆道，“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

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判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在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

1914年巴金母亲病逝，1917年父亲病故，家庭内部争斗愈加激烈，他萌发了冲出这座囚笼的心思。

他说:“父亲死后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友爱的表面下，我看到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

15岁的时候，巴金进了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一外专，终于第一次冲出了大家庭的罗网。

关于童年经验与一个人日后体验生成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

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艺术家记忆中的童年经历，有许多是艺术家的“遮蔽性记忆”，一方面，童年时的某种经验被纳入整个人生经验的长河中，其自身意义和价值被不断变换、生成；另一方面。

这种经验融入生命运动和心理结构的整体后，参与了心理结构对于新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建构，因此说艺术家的体验生成总是与他的童年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是由于巴金的童年经验给巴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使得巴金养成了直爽、爱憎分明、勤于思考、积极进取、敢于批判社会的性格。

对比小说《家》，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巴金童年经验的影子。

巴金的祖父就是小说中高老太爷的人物原型；巴金的大哥就是觉新的人物原型；巴金的二哥就是觉民的人物原型，小说描写的也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分化与没落，并且在这个封建家族里面充满着家人之间的斗争。

总而言之，《家》的创作形成是作者童年经验艺术化的过程。

巴金自己曾说过：“我写这部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

”在心理学领域，各派心理学家之间尽管有许多分歧，但都十分重视童年经验对个人成长的意义，认为童年时期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的经验往往给艺术家的一生涂上了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

在艺术家的创作中，作品形象对实际的童年经验，特别是痛苦的童年经验有时并不是真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变形了的或曲折隐晦的表现。

正如《家》中觉慧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他是一个封建家族里面的最早的觉醒者，他的人物原型可以说是巴金自己，虽然巴金最后是冲出了大家庭的罗网，但是在那种封建制大家族的桎梏下，巴金本身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有很多事情是他本人曾经没有做并且不敢做的，所以巴金把那种缺失的经验寄托在“觉慧”这个人物形象上，让“觉慧”帮他做完，这里表现得是作家对自己缺失性经验的一种补偿。

小说中“鸣凤”这个人物据巴金说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她是根据小说情节需要产生的，她并不直接来源于艺术家的童年经验，但是艺术家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童年经验和加强小说的感染力而赋予小说人物以生命，这就属于一种变形了的，曲折隐晦的表现。

尽管童年经验在艺术家的个性铸造和创作选材上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童年经验”无论多么重要，都离不开后来经验的作用，而且单纯的童年经验并不能直接推动作者情感的升华，进入创作。

巴金在法国留学期间，他开始构思小说《春梦》，它与后来假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几乎没有动笔。

1929年7月，巴金大哥来到上海，巴金见到了久违的大哥。

和他度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

这些使他成为《家》构思过程中一个重要契机。

巴金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

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

他大概认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

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而看到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

并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

巴金大哥回家以后，他曾给巴金写信讨论过《春梦》的创作。

他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公，尤其赞成。

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

巴金受到了鼓舞，“我读了信，受到了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

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把我的感情。

我要把我的过去咽在肚子里的话全说出来。

”他开始动笔创作，但很慢。

就在这个时候，巴金大哥自杀了。

“我愤怒，我不肯认输。

在亮光刺、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

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

”“我一夜都不曾闭眼，经过了一夜的思索，我最后一次决定了《家》的全部结构”。

这便是巴金小说《家》的全部构思过程。

艺术家产生创作冲动需要艺术家的早期经验和外在机缘发生碰撞。

外在机缘或叫触媒、外部诱因，是将无意识转化为潜动机的契机或刺激物。

在《家》的创作过程中，巴金与他大哥的重逢以及一起回忆往事就是这种外在机缘。

在其作用下，艺术家直觉、表象、情感和创造性突然被唤醒，使原先焦躁不安的盲目驱力变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图。

利珀说，情绪情感就是动机，具有推动性、方向性。

创作中，情绪情感的推动、方向、放大作用始终伴随。

在《家》的创作过程中，巴金大哥的自杀使得艺术家产生强烈的情绪情感，无疑加强了巴金的创作动机，使巴金确定了《家》的全部构思，具有推动性和方向性。

《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读完这部作品，我们能清楚感觉到巴金给我们带来的独属于年轻人的激情——热血沸腾的情感状态。

根据创作的心理状态分析，巴金在创作《家》时应该处于癫狂状态。

在艺术创作中，当情感达到一种极致状态时，便会出现一种奇异的创作现象——癫狂。

癫狂这种强烈的情感心理活动有两种心理特征，一种是以激情强化为标志。

这种激情化标志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适宜刺激，另一方面是自身条件的适宜刺激。

外部环境的刺激使得潜在意识层打开突破口，使激情得以勃发，同时通过心理和生理的渠道，不断引起意识和潜意识的活动。

自身条件的适宜刺激，指创作主体的“情结”，当一种情感产生以后，它具有郁结于心，经久不去的性质，当“情结”在胸中扭动的时候，众多的表现记忆就会活跃起来，每时每刻都可能迸发出艺术的火花。

巴金在创作《家》时，他大哥的自杀就是一种外部刺激，打开了巴金创作潜在意识层的突破口，使得巴金的激情得以勃发，而他本身的早期经验就是他的“情结”所在，使得他在对其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创造出《家》，向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制度以及封建礼教制度发出了激烈的控诉。

存在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到“沉重的负担压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

……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象。

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巴金就是在多重精神的重压下才能造就《家》中强盛，贴近生活，真切实在的人物影象，他用他真实的背着沉重负担的生活经历反击旧社会制度。

巴金曾经说过：“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要写一部《家》，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走上崩溃的路，走到他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