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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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

2007-10-11 09:38:09来自: 少上豆瓣多读书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作者：徐新平何纯原栽：《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对梁启超27年的办报生涯，新闻学界一般将1895年《中外纪闻》的创办到1898年底《清议报》的创办之初称为梁启超新闻活动的前期。而对于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大多认为“去塞求通”是其核心内容。将这种评说验之于梁启超新闻学说的实际，我们认为还不太全面和准确，用“去塞求通”

难以概括梁启超前期新闻思想。

我们认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对报刊功能的认识；二是对“报章体例”的认识。而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其主导思想不是“去塞求通”，而是反复强调办报与强国的关系，即“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唤起人们对报业的关注与重视。梁氏在他的第一篇新闻学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报馆愈多，其国愈强”的看法。在此后写的几篇有关新闻的文章中，又反反复复强调报纸是强国的利器。他在《萃报叙》中说：“天下识时务知四国之士，其必有增益，而国家亦有所赖。”在《知新报叙例》中说：“报章所关，与国消息”。可以肯定地说，梁启超前期的新闻学文章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主题：报馆有益于国事。

众所周知，维新运动时期，中国的报业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在此以前，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几种报纸。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这几年里，虽因维新派报刊到处涌现而被称为“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但从数量上讲，也只有90余种，而全国主要报刊不过30多家。更严重的是，当时从官绅到民众都普遍看不到报刊的作用。尤其是清朝政府对于新闻报刊封禁打压，使得中国幼稚的新闻事业举步维艰。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忆1895年办《万国公报》时的情形说：“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

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风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

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学文章中，梁启超沉痛地慨叹中国人，特别是守旧的官员和政府“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的落后现状。他指出：“中土嗜报之俗，既远不逮西国。报虽日增，而阅报之人，只有此数，其一人阅数报者，殆不数见。”面对当时报业未振、人们鄙薄报章的情况，梁启超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民族振兴、国家强大的愿望出发，利用为各种报纸写发刊词的机会，大谈报刊之益，以提高人们对报纸作用与功能的理解。

围绕“报馆有益于国事”的中心，梁启超从多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报刊功能的认识。他认为报刊对国家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风气”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这是梁启超23岁时参与创办强学会时对报纸作用的认识。他所说的开“风气”主要是指革除因循守旧的旧风气，开启爱国救亡、变法维新的新风气。他说，“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为夷狄者无论矣，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曾无一人以蓄民力、整顿内治为要务者。此所谓不务本而欲齐其末。故虽日日言新法而曾不见新法之效也。”梁启超认为，要倡导新风气，必须变革旧风气，要改变旧风气，必须依靠报刊大造舆论，通过报刊的议论影响人的思想，从而达到开通风气之目的。事实上，《时务报》的创办及其登载的震撼人心的文章，的确收到了开一代社会风气的功效。如《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在当时有“洛阳纸贵”之誉。梁启超曾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若饮狂泉。”《时务报》的影响如此之大，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变革和知识分子心智的开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志士吴玉章说：“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可见《时务报》在当时对读者的影响。梁启超关于用报刊开风气的理论主张和具体的办报实践，说明报纸在影响和变革社会风气方面，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求通达的作用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开篇就指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漏。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上下相通，内外相通，通畅则强，闭塞则弱。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皇帝的恩德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的情况让朝廷了解。通内外就是知己知彼，既了解外国的情况，也

让外国了解中国。而要达到上下内外相通，收到“宣德达情”、“知己知彼”之功效，靠什么？报纸是最有效的工具。梁启超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从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和沟通朝廷与民众信息的必要性上，说明报馆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特殊功能，这种认识是切合新闻之本质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耳目喉舌”与我们今天讲的“耳目喉舌”在内涵上是略有区别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耳目喉舌”功能是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打探传递信息的“耳目”功能，二是反映一定立场和作为特定对象代言人的“喉舌”功能。而梁启超这里所说的“耳目喉舌”则是同一个意思，即都是沟通信息的内容。“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这种只起“告知”作用的“喉舌”理论，与今天说的“新闻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含义显然不一样。梁启超说的“耳目喉舌”与“去塞求通”实质上是同一个意思。而且这种思想认识也不是梁启超的发明创新。早在梁启超之前，郑观应就提出，“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莫如广设日报矣”。王韬也明确地指出：“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必须依靠日报；“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也必须依靠日报。还有与梁启超同时的陈炽、严复、谭嗣同等人也都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因此，仅用“去塞求通”概括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似有不妥。梁启超的贡献不在于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新观点，而在于集中而不是零散地概括和论述了报刊“去塞求通”的功能，给读者的印象更为全面和深刻。

但是，到1898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叙例》中提出的“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则在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认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的“耳目喉舌”功能，内涵都在“通”，所谓“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而《清议报叙例》中的“耳目喉舌”功能在通信息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宣传维新派维新思想的内涵，即《时务报》《清议报》都是“维新诸君子”的喉舌，明确了维新派是“喉舌”的主体。他说“三年以前，维新诸君子，创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更新之萌蘖焉”。现在创办的《清议报》也是“维新之喉舌”。就是说《时务报》与《清议报》都是维新派“大声疾呼”变革主张的“喉舌”。这种明确了主体和立场的喉舌观，才有了通常意义上的“喉舌”内涵。

3、“教愚民”、“振民气”的作用

1897年，梁启超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一文中，集中阐述了报纸教愚民的功能。他说：“人莫不由少而壮，由愚而知。壮岁者，童孺之积进也；士夫者，愚民之积进也。故远古及泰西之善为教者，教小学急于教大学，教愚民急于教士夫。”意思是说，成人和士大夫都是由少年和愚昧状态进化而来的，教幼童、教愚民尤为迫切。这种人性平等和后天教育学习对人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是唯物的、正确的。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今之士大夫，号称知学者，则八股、八韵、大卷、白折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坏，结习已久，从而教之，盖稍难矣。年既二三十，而于古今之故，中外之变，尚寡所识，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扰其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学？”“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梁启超说他创办《时务报》，哀号疾呼，就是为了让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当时《时务报》针对中国因循守旧的恶习，大力宣传新思想，介绍新学说，的确起到了教愚民开民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