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

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源于本文作者对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前英国最重要的两个福利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兴趣。二者是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政治、社会和伦理危机的积极回应,是那个时代的英国进步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两个政治意识形态。在19世纪末英国所有政治意识形态当中,它们是最积极处理像赤贫、失业、疾病和教育等社会问题的两个意识形态,是支持英国社会改革

和福利国家的最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学术界的一个

公认的、但较为初步的论断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英国新自由

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共享了大量政治概念(或者说政治价值),并且,

二者针对英国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亦有颇多相似之处,以至于一同被置于"英国左派"的标签之下。然而,二者之间的重叠与差异尚未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共识与分歧的性质也

尚未得到恰当的理解。在过去的福利意识形态研究中,无论是单维还

是二维的分析和比较,都过度简化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并

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阐释模式。本文尝试借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来对上述论断进行重新检视。从

功能的角度来看,政治意识形态被视作一套观念、信念、看法和价值,它们在公共政策方案的提供与控制等方面展开竞争,其目的是证成、

抗议或改变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安排和进程。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是政治概念以一种可持续的模式构成的复杂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的特征是通过核心概念、邻近概念和外缘概念构成独特

的意识形态场域。意识形态的内容广泛的内部结构安排为相互定义的政治概念确定了含义,消除了含义中的争议性。借助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路径,本文可以把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功能视作为世纪之交英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并为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本文试图通过对作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霍布豪斯与霍布森、以及作为费边社会主义代表的萧伯纳与韦伯夫妇进行细致的分本分析,并结合其他较为次要的思想家,来辨识这两个意识形态所涵盖的政治概念在各自的意识形态场域中所占据不同的位置、形成的不同排列组合和布局、以及由此生成的不同含义,来界定这两个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交叠并阐明二者之间的分疏。本文作者主张,在意识形态布局的核心区域中,新自由主义吸纳了共同体和福祉这两个要素,因此与费边社会主义产生了局部的交叠;在邻近区域中,民主和国家是这两个意识形态共同拥有的概念。然而,新自由主义者把"个性的自由发展"视作核心信念,但费边社会主义者往往把个性概念边缘化了;平等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邻近概念,但在费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却处于核心地位,而且这两个意识形态还通过相当不同的邻近概念来确定平等的不同意义场域。在外缘区域中,这两个意识形态都支持福利国家政策,其中包括最低生活工资、养老金、工作权、社会保险等;但二者在福利措施的设计和制定上存在大量分歧,而这些分歧是核心和邻近区域的分歧在外缘区域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在意识形态布局的核心结构、邻近概念还是周边地带,二者都既存在局部重叠又保留一定范围的差异。本文的上述论断对于政治思想研究和政治思考产生

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修正和完善了过去关于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因此这项工作促进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次,这项案例研究呈现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融合,而这意味着这两大政治思想传统在历史中的关系是变动不居而非固定僵化的。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下可能性:在当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似乎水火不容的历史情境下,二者是否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以便在公共政策和议程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最后,这项案例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中期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反思,该理论误以为对福利国家的共同支持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趋同甚至消亡。本项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可能在核心、邻近或外缘区域产生局部融合,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同一化甚至衰亡;那些支持相同的公共政策和议程的意识形态,在政治观念的层面上往往保留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提供了竞争性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