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xa02001年，美国

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予对经济学理论影响最大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颁发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这是1947年设立该奖以来，首次授予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同时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也3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Becker、阿克劳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这说明非理性经济学由于其对新经济现象的良好解释已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际调查为根据，对不同

中观察的人的经济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加以概括并得出结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了主流学派的理性经济人概念。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例如人在做经济决策时的动机、态度和期望，从而将心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正因为如此，行为经济学已确立的原理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企业、政府等方面的关注和兴趣。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拓展。

一

传统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类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并且都是自利的。所谓“理性行为”是指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的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近乎正确的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

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其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所谓“自利”，是肯定追求自身利益是导致人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有人本身内在的生物学根据。在“自利”的基础上，传统经济学就衍生出一个核心的命题，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会无意识、有效地增进

的公共利益，从而会导致个人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虽未明确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说，但却对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内涵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每个人都力求运用他的资本，生产出最大的价值。一般而言，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促进多少。他只考虑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所得。正是这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实现着他自己并不打算实现的目标。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常常能够，与有意去促进相比，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公益!”亚当·斯密认为，正是这一理性经济人的动机，激励和推动着人们去完成他们原本不会去从事的艰巨

。斯密相信经济秩序服从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并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达到某种确定的目的。而后约翰·穆勒又依据西尼尔所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对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进行了形式化的处理，明确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说。正是由于传统的经济学将经济主体与客体进行了抽象的演绎，经济学的框架才得以形成，后来的主流经济学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之上的。

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经济人”的假设又不断地被抽象化和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被极端化地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数学的计算，也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的概念，即目标函数的极大化。依据戈森定律，杰文斯、瓦尔拉和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消费者的理性假说，推导出了消费行为上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将使消费行为在某种预算约束下扩大到边际平衡点。此后，在帕累托对效用度量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希克斯把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结合起来，将偏好变成一个可以最大化的指数，从而提出了由两曲线相切点而确立的最大化满足的消费结构，避免了对满足的价值判断。萨缪尔森又给出了经济行为者的理性选择进行经济分

析的菜单。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最大化行为，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生产者使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在弗里德曼等人那里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弗里德曼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他的消费行为最终会被迫停止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因此，可以假设一些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甚至所有的人类行为主体，他们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的选择。这就导致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和演绎。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确有很多优势，如前提假定可以用数学

描述的一清二楚；逻辑推理的严密精确，可以有效防止漏洞和谬误；还可以

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能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更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使用精制复杂的方法可使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的汲取有用的信息。这些优点在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正是体现了主流经济学“美丽和魅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在一定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假设确实可以减少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研究所带来的困难，能够产生出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从而有利于经济学家深入地分析经济问题。但是这种象牙塔里炮制出来的东西，因与现实脱节太多，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却往往显得苍白和无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指出的那样，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极为虚弱的，它的合理性和显而易见的力量仅来自于一些补充性的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等等。尤其是经济行为者个人之间的同质性假设更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否定了经济行为的根本假设，即经济活动是建立在个人差异引起的交易的收益之上的。

正因为理性经济人假说存在有严重的缺陷或不足，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得主西蒙(Simon)教授，都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西蒙认为理性经济人应该改为有限理性，因为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很难对将要产生的结果进行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还要受到决策人的技能、价值观、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每个市场行为者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行为，只能在有限的理性条件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不同成员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企业可能会选择非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为决策中不但要涉及自我利益，还需要考虑社会角色，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以决策者只能企图寻求一个兼顾市场、利润及公平的“足够好”的结果。制度经济学家也认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人还有安全、自尊、感情等社会性的需求，所以应该将这些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人的行为直接依赖于他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个人的动机与目标受其环境的控制和引导，因此制度的作用将非常重要。由于社会环境是十分复杂的，随着交易的增加，其不确定性也会上升，此时的信息就会更加不完全，制度经济学家也同样强调了人理性的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做决策所必需的细节和计算上，更普遍的决策行为依赖于习俗、直觉、惯例、意志和模仿等上，它不具有极大化的特征。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传统“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

现代

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现也否定了关于人的行为总是或基本上是理性的看法。蒂博·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人是理性的，还是经济学家错了》一文中明确指出，传统经济学产生于理性的时代，因而把理性作为它的基本假定之一，但今天已经进入了非理性时代：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揭示了人们实际受隐蔽的、非理性力量的推动，经济学家好像置若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