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段义孚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用处的观点

略论段义孚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用处的观点

段义孚为什么能在美国产生甚至超出地理学界的影响，是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问题。这些“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东西，究竟有何用处？我试译他的原作中的一段话为复：

“地理学提供有用的知识。斯特拉波曾宣称，“它服务国家的需要”。什么是有用性？一个标准是：如果一件工作有酬劳，则它是有用的。另一个标准是对人们生活和土地有可辨别的影响。第三个是从人类的目的定义：如果对人类福利有贡献，则它是有用的。什么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用处？除了宽松自由的艺术院系，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很难在其它部门就职。在传统部门他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因为处理大量的统计材料不是他的技术。人本主义者对现实世界有何影响？当然，学生是现实世界一个部分而且致力于教学能够解放思想。事实上，以影响他人为标准而判定，人文学者在他的教室比那些规划办公室的、讲究实际的同事更有用。数据收集并不能保证有用。大量的土地利用图、公园和休闲报告、城市和政府规划未见天日。梦想在书桌上开始，常常在文档盒里逗留，然后就永远被束之高阁。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怎样对人类福利有贡献？以设计更好的自然环境为例。他的科学家同事能够建议修建更有效的交通系统，选择理想的新产业和下水管厂房的区位。人本主义者能做什么？一般而论，人本主义者的特长在于解释人类经历的模糊、矛盾和复杂。作为地理学家，他的主要作用在于澄清那些属于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工具和渴望。这包含一个他如何去做的暗示。人本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揭示文化的美德和缺陷。他应该能够建议规划者同种文化的人倾向于生活在一起，他应该能够提醒人们，尽管抱团令人渴望，但是它必须付出某种人生价值的成本。人本主义者将展示，地方怎样是一份共享的感情、一个就像一个区位和一个自然环境的概念。它能够建议地方感觉被提升的方式。除了这些可能的服务，人本主义方法将从不会真正流行。原因不简单，因为与那些直接的自然环境的人工方法相比，它很少有效率。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知识为己，人本主义事业的最初奖赏，在西方文化中常被怀疑。考虑一下地方感和民族身份形成时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任务中，它有助于生动地表述邻里或民族成就；借助麦迪森大道技术，它有助于提升一个地方的形象；在更深层次上，通过象历史的盛会和咖啡桌上的书籍这样的方式，它有助于唤醒人们过去的自我意识。这个探究和经历应止步于何处呢？正如个人的历史只是枯骨一具，人类的历史更是如此。那些通过告诉他的邻居如何修饰形象而有一个良好开端的人本主义者也失去了他的客户，因为它揭露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常是美好的过去。”

请注意上面的多处警句。尤其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比较中国古人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之学者又在为啥？）

研究地理为了什么呢？到底为了什么呢？

为了自己！那么是不是地理学的问题和学问可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不是人的地理，是不是“人”的新地理。段的理论、思想可能并不是新的或者特别宏大和具有震动性的，因而他无法与那些大哲学家相提并论；但是，在哲学贫困的地理学领域，他将二者，或数者联系起来，却无疑身逢其时和其地。

另外，段义孚的成功是丰富的个人敏感性、西方哲学素养、东方文化背景三者结合的结果。

关于应用及“有用性”的学科意义，舍费尔（Schaefer, F.K.）在他的例外论一文中曾指出，“根本性的要点在于，只存在科学及科学的应用，而不存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明确划分。无论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实际，个人兴趣还是研究重点等理由。“纯”科学家寻求与他的“应用”科学家同事所用的的法则并无区别。相反地，一些重要的理论思想来自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举一个人们长期确信的学科的例子，相比热力学和机械学，工程物理学不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这个概念也不是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清晰。它至少有两层意思。区域地理学家应用法则解释一些区域特征，而区域规划者或土壤保护专家则应用同样的法则工作，但他的“应用”含义却与区域地理学家不同。他是一个社会工程师。”。

说到底，不同的人看待“应用”不同的价值观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分工再与现实的经济利益挂钩，就会产生两重效果。一方面，它促使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更重视和产生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评价东西的价值标准变为经济和功利、工具主义，以至产生马克思批判的人的异化。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

事实上，社会分工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障碍，而是条件，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打破的有利条件。地理学家，在享受分工带来的专家地位的同时，能跳出这种学术或社会分工的桎梏，使人类（包括自己）更加自由吗？为什么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几乎十年一变，并容易受哲学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我想，与这个问题不无关系。重要的不在于思潮的变化，而要看到维系它变化的主线和核心。尤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古老的问题和思想似乎永远不会过时，它们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对我们重新提出挑战。这是我们把握常新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时应有的立场。否则，一味地追风，就只能是捕风捉影。

段义孚正是在破解这一难题上提供了一个并不崭新却发人深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