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词欣赏

陶诗鉴赏及陶渊明其人。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少涉猎他作品的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不是易事。而诗歌讲究知人论事，所以这些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内在结构，先了解其人，在鉴赏其诗。

历来研究陶渊明大都从他的社会政治方面入手，站在政治的高度分析陶渊明其人其诗，固然是一条捷径，但使人的感觉像是雾里看花。我试图通过本文，揭开人为的面纱，解读真实的陶渊明。

一、孤独与自卑的陶渊明

对于陶渊明，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他卸任归田的壮举，“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宋书隐逸传〉）是人们经常引用来证明他彻底与黑暗的官场决裂、抛弃功名利禄，还有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云云。且不说陶渊明是出自什么心理辞官归隐，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形成陶渊明人生理想的深层的背景原因。

1、家世衰微，造就他自卑的心理

打开历史，我们看到，陶渊明的曾祖侃，“早孤贫，为县吏。”（《晋书陶侃传〉）后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尤其是平定苏俊之乱后，其声望如日中天，成帝时已成为能左右朝廷的最大的实力派，并为朝野所称。《晋书陶潜传〉：“祖茂，武昌太守。”然再看《晋书陶侃传〉称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皆不显。”显然没有陶渊明的祖父茂之名，可见，在陶氏曾经有过的显赫中，陶渊明的祖父茂乃是一个卑微者。再看其父亲，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写道：“相及龀，并罹偏咎。”说的是他与敬远相及幼年而并丧父。陶渊明还在诗文中反复提到早年的贫苦，如“弱冠逢世阻”、“弱年逢家贫”、“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很显然，陶渊明的早年贫困与其父的早瘁有关。

从以上援引可知，自曾祖侃起，陶渊明经历了家族的二次衰微：一次是陶氏家族之衰微，一次是陶渊明一支非陶氏嫡嗣本支，既属显赫中卑微之庶出者，且从他的祖父茂起，家世一代不如一代，到陶渊明，不免落入“少而贫苦”的困境。从早年的家庭环境及通过家庭环境起作用的社会背景上看，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易给渊明自小造成自卑心理，而早孤贫困之家世又加深此一心理定势。

2、对现实不满，使其落入孤独困境

再者，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又易使陶渊明对现状产生不满，甚至愤世嫉俗，与周围群体发生不可调和之矛盾，从而落入孤独之困境。渊明“性

刚才拙，与物多忤”、“禀气寡所谐”“少无适俗韵”即由此产生。另一影响渊明的

落入孤独困境是疾患。渊明诗文中多次直接与间接言及疾患问题，总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人的疾病并非偶然，或后天所得，或是早年就素质羸弱；二是疾患始终伴随诗人一生，以至老病而终。如《杂诗八首》其七：“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答庞参军并序》：“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另外，陶一生乐爱闲居，厌倦旅宦巅沛，亦当与体弱多病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素质羸弱之人较关注自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从而与周围环境产生矛盾冲突，落入孤独之困。

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凸现陶渊明诗歌创作的辉煌

学界历来所争渊明出仕与归隐之矛盾，其人格中“浑身静穆”与“金刚怒目”之二端，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自卑和孤独心理所触发的。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自卑之程度与对优越感执着之程度成正比，个体为从自卑困境求解脱，往往会树立超乎于常人的人生理想和目

标，以此平衡自己，获得人生优越感。渊明人生诗意化个性即由此产生。再者，素质羸弱之人易自卑，总觉不如人，从而为拯救自己，往往会树立超乎常人之上的理想和志向，以此获得一种人生优越感。

东晋士人开始走上一条儒道佛三家互相融合，相得益彰的道路，从而塑造了自己时代的人格理想。这一人格理想便是，既追求入世功业之显又脱略名利，不为之所拘；既向往世外超逸人生境界又富于理性精神，不任纵放荡。这一人格理想，使汉末以来士人生活中老庄思想与名教世界的尖锐冲突，绚烂归于平淡，矛盾归于和谐。

渊明接受了东晋士人这一理想人格。如于《命子》诗中，他历数家谱中有功业之显的祖宗。至于东晋祖先，除了赞其功业之显外，则加上一层时代色彩。如曾祖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祖父茂“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其父“淡焉虚上，寄迹风云，冥此愠喜”，更具超逸的名士风度。另外，渊明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塑造了一代名士孟嘉的形象，他“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他不拘形迹，无论仕隐，都表现出一种“每纵心独往”、“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的风度。渊明最后赞曰：“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典型体现了东晋士人融道家忘怀得失于儒家进德修业之中的人格理想。又，于深体渊明心迹的《感士不遇赋》中，诗人写道：“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入非分，常傲然而称情。”以“傲然称情”打通击壤自欢与大济苍生之界限，正是此一人格理想之精髓。

渊明以“傲然称情”贯注于出世与入世中，以超然得失态度为入世事业的人格理想，既得之于家世之传，又受之于时代影响，故为渊明人格层次中最高境界者，亦为最不可撼动者。如此，我们方能理解渊明多次出仕与归隐，其真正目的并非执着于仕隐之形迹，如许多评论所认为，是仕隐之间的矛盾，而恰是他脱略仕隐，不拘出处，以“纵心独往”、“任怀得意”为人生目标的表现。其诗文中多次言及的“失志”，亦指此一人格理想失落而言，即无论出仕与归隐，都不能使诗人真正“傲然称情”。

这一个性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孤独。其仕宦生涯如此，其归隐后亦如此。本来，归隐田园乃渊明理想之选择，是其“纵心独往”、“任怀得意”人生态度的体现，但归隐后孤独之困如影随形，摆脱不得，使他对这一理想产生深疑和失望。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不仅写守穷之艰辛，更写孤独困境，境遇甚为凄凉。后半写唯有于千载中寻知己，唯其如此，方见诗人现实之孤独!又如《杂诗八首》其二：“白日论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中，夜中枕席冷；气变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此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此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使都，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与渊明其余仕宦之作一样，抒发了行役中对田园闲居生活的魂牵梦萦：“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是年渊明自镇军参军任还归江州。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作《归去来兮辞》，从此归隐，终老田里。《归去来兮辞》抒写了归隐田园时如梦幻般色彩的景象，洋溢着诗人进入预期生活境界时那诗情画意般的感觉。然而，这只是诗人一面。作于同时的《杂诗》八首则展现了诗人另一面，也是更为现实的一面：人生无常，盛年难再；岁月不待，有志未骋；拙于谋生，慨叹贫苦。其中最真实又最荡人心魄的便是其八所写的失志和孤独。在“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归隐生活里，诗人落入了“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困境。这是“禀气寡所谐”的个性所决定的，可见出诗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归隐愈到后期，诗人愈陷困境。除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的失落之悲和世无知己外，在家中，亦可见其凄凉无慰之况。他说：“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萧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