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谪居永州与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心态比较

柳宗元谪居永州与苏轼谪居

黄州期间心态比较

08中文（本）泗洪许石玲

【摘要】：柳宗元、苏轼同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仕途上却不甚顺利，政治理想破灭后，均被一贬再贬。二人遭遇相似，被贬后的心态却不尽相同。本论文通过对柳、苏二人贬谪永州、黄州时期部分作品的比较，管窥二人心态的异同，探究其心态的成因。

【关键词】：柳宗元苏轼永州黄州谪居心态

柳宗元与苏轼均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二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苏轼的豪放词，都是文学史上的最高典范。但在仕途上，二人却不甚顺利。正当他们意气风发、想大有作为之时，却遭到迎头痛击，政治理想破灭，分别被贬永州、黄州。二人遭遇相似，被贬后的心态却不尽相同。本论文通过对柳苏二人谪居永州、黄州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的比较，管窥二人心态的异同，探究其心态的成因。

一、从作品中探寻人物心态

（一）从“永州八记”等文看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心态

谪居永州是柳宗元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内容广泛。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是山水游记，特别是著名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只是模山范水，而是借物写心，抒发失意情怀和牢骚怨气，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因而他的山水游记，折射出他谪居永州时期的心态。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首篇，柳宗元在开篇就写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1](P142)深深的负罪感忧惧感诉诸笔端。此记作于元和四年（809），是柳宗元到永州的第五年，由此可见，他一直是以罪人的身份谪居永州，长期被负罪感忧惧感所笼罩。

除了负罪感忧惧感外，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还满怀孤寂、凄清。《钴姆潭记》中“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

非兹潭也欤？”[1](P147)设想中秋观月的情景，“乐”而忘乡。貌似冲淡，实则激愤，以一个“乐”字透出遭贬“居夷”的悲怨凄楚。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这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这种心态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流露的更为明显。《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描绘的小石潭景物清幽美妙，然而“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1](P154)潭周围的环境，氛围凄清异常，是客观描写，更是柳宗元的主观感受。这远离尘世的小石潭虽然充满了生机，“闻水声，如鸣佩环”, [1](P154)但却无人赏识，四周被竹树围抱，其幽清无闻与自己的遭遇相同。柳宗元心中那一尘不染的小石潭被弃于这荒僻之地，它就是怀抱利器而被贬谪的另一个自己。小石潭的环境描写，是柳宗元当时心境的折射，尤其是篇末对冷清寂静环境的描摹和气氛的渲染，展示出作者心同此境的状态。

盼归也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期的心态之一。《钴鉧潭西小丘记》叙述小丘遭际：始为“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待整饬之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1](P150)小丘呈现出一派奇异胜景，使“读者立觉当时之人与地宛在”（《柳文指要》卷二十九）。小丘被冷落的遭遇，亦即作者被遗弃的命运。文章着力描写了小丘环境景物之美，同情小丘长期被弃置的命运，借以抒发自己怀才受谤、久贬不迁的感慨，并渴望重新获得重用。柳宗元盼归的心态表露无遗。

盼归不得，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游记中表露出失意愤怒、抗争进取的心态。这种在心态体现在《石渠记》与《小石城山记》中。《石渠记》中所谓“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2](P520)隐含失意愤怒之情。《小石城山记》则曲折表达了反对天命观，不肯听天由命的抗争进取精神；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委婉抒发了怀才不遇、横遭贬谪，“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1](P157)的悲愤抑郁的情思。

负罪、忧惧、孤寂、凄凉、盼归、失望、愤怒、抗争，这并不是柳宗元永州心态的全部，执着与豪放也是柳宗元永州心态不可忽视的内容。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他要“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表现出对屈原的仰慕和独钟。屈原对自己理想的至死不渝的执着追求，是柳宗元终身效仿的榜样。柳宗元的豪放心态，在“永州八记”中也有所体现。《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他有如冲出牢笼的野马，高翔蓝天的雄鹰，感觉到了多年没有感觉的快乐。他“披草

而卧，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借酒消愁，借梦明志。“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最后，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1](P142) 的境地，自由自在，豪放洒脱，旷达傲岸，形神兼具。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写自己购小丘倾情改造，使“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热恋。自此，高山，浮云，溪流，鸟兽，“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1](P150)在这里，所有的寂寞、烦恼、忧愁、苦闷都烟消云散。一个高大、洒脱、豪爽、奔放、傲视一切的伟大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尽管这种心态只出现在他外出游览的瞬间）。

（二）从黄州诗词文看苏轼谪居黄州的心态

与柳宗元一样，谪居黄州期间也是苏轼文学创作一个及其重要的时期。虽然他所作诗文不多，但词的创作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境界。从他的诗词文中我们可窥见他谪居黄州时期的心态。

刚到黄州，苏轼寄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慧院，生活十分寂寞。他在诗《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中说，“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凉夜……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3](P241)又如“独有孤旅人，无穷无所逃”[3] (P253)，“我谪居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询，疾病饥寒，宜死矣。”[3] (P298)（《送沈逵赴广南》）等，无不流露出苏轼在黄州时期孤独抑郁的心态。

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3] (P601) 这首词作于元丰三年春。苏轼托物抒情，抒发他初来黄州时的孤高、凄清、寂寞的情绪，更是他贬谪生活中的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苏轼借“缺月挂疏桐”来表达自己生活清冷，借孤鸿状写自己心境的凄凉。

孤寂凄凉、忧郁悲伤，是苏轼初到黄州的心态。但他没有就此消沉颓废，失魂落魄，而是通变达观，热爱生活，积极进取。元丰五年所作的《浣溪沙》就是最好的例证。词曰：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