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空间的政治议题：呈现与建构

微博空间的政治议题：呈现与建构

——从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新浪微博客说起

2011-12-29 10:39:12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总第348期）作者：陈昌凤虞鑫

微博在中国充分发挥了公共媒体的功能，在2011年举行的新一届区县、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成为一次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独特展示平台。微博这一新的媒介形态，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好地体现了网络社会特征的媒介形态。相应的，微博也兼具网络社会与生俱来的两面属性，它瓦解了以前的结构，但也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结构。

Web2.0带来了社会性媒体的兴盛，在美国的Facebook、Twitter的引领下，中国的新浪、搜狐等商业网站的微型博客引发了中国的信息传播变革，媒体内容、形式、传受机制、管理机制在深刻变革中。同时，微博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却呈现出了与西方的Twitter不一样的格局。相比Twitter上私人化、琐碎化的信息内容，新浪微博上的热点话题却往往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从“钱云会”事件中组成的公民调查团，到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邓飞为贫困学童组织的“免费午餐”计划，再到“郭美美”事件、“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和“小悦悦”事件中微博网民的刨根问底和激烈辩论，微博已经凭借其独有的传播特性，成为一个公众关注和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平台。

中国微博在现实社会中的“公共”特征，使其在2011年举行的新一届区县、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发挥了一种独特的功能。今年的区县、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不仅是《选举法》修改后的首次城乡代表同比例选举，同时也是微博这一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在中国出现以后的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

与往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不同的是，今年的人大代表选举似乎变得异常“热闹”。从2010年1月起，就有天津网民王忠祥在微博上表达了对于来年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的关注，他在微博中提到“天津滨海新区了解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情况的朋友请和我联系!滨海新区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第137选区的朋友请和我联系!第137选区开发区逸仙园工业园区各单位的朋友请和我联系，我希望知道你们参与本次选举所知道的情况及你们对选举问题的见解”，并留下了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但是由于博主本人的社会影响力有限，所以这条微博迄今为止的转发数和评论数均为零。

随着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日期日益临近，2011年5月19日，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四学生蒋凯在微博中宣布将自荐参选家乡长兴县的人大代表。到了5月25日，作家李承鹏通过微博确认将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之后短短几日，上海市静安区夏商、杭州市江干区梁永春、北京市海淀区吴丹红、广州市天河区梁树新、北京市海淀区熊伟、北京市东城区徐春柳、广州市荔湾区万庆涛、昆明市五华区霍泰安、曲靖市麒麟区蔡馥敏等都在微博上表示将正式参选本届区县、乡镇人大代表。

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念的参选人通过微博这样一个媒介聚合在了一起。类似“人大选举研究”这样的微博ID开始搜集、转发每天发生的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动态信息或者相关知识，在很多时候，当一名自荐参选人发布或转发微博的时候，往往也会通过“@”功能将其他参选人联系在一起。四面八方的自荐参选人仿佛通过微博的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发端于微博的参选议题也同时“蔓延”到了网下。门户网站、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无一例外地对这些自荐参选人进行了报道。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人对于此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关注。根据百度指数统计，用户对于“人大代表选举”的关注度在2011年急速上升，尤其是进入6月份以来，用户关注度达到了巅峰。而相比上一届区县、乡镇人大代表换届时的2006年，用户关注度几乎为零，查看详情发现只有寥寥数条类似于“某某区(县)完成本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之类的新闻标题。

在公众的高度关注之外，也有一批人“跟随”李承鹏等人的脚步，加入了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行列中。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与1998年自荐参选成功的前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直接联系，明确表示将参加本次人大选举的，已经有1000多人。①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不禁想问：微博的出现是否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如果确是如此，那又为什么是微博，是微博的什么特性培育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和判断这一新现象对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利弊影响?本文将试图从媒介现实构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阐释，而后在新媒体与社会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

媒介现实的构建：时空聚合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提出，由于认知框架的存在，人们所读到、听到和看到的新闻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文化产品，是对客观现实有选择的取舍和倾向性的建构。媒介向人们展示的所谓“脑海图景”(pictures in our head)与社会现实之间总

是有距离的。②1966年，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在其共同撰写的《现实的社会构建》一书中，进一步将社会现实分为三类：客观现实、媒介现实和主观现实。③这一观点也因著名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1974年提出的“框架理论”得到了更强有力的解释。框架理论认为，人们在接受和认识社会现实时，总会受到自身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经历的影响，从而无意中选择、强调或排除了某些信息。新闻记者受到框架的制约，而无法将客观现实呈现在大众传媒的受众面前，从而构建起了一个介于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的媒介现实。

在李普曼和伯格、卢克曼的时代，信息技术还没有今天这样快速的发展，现在意义上的互联网也没有出现并普及，所以他们研究的媒介对象仅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他们所谓的“脑海图景”或“媒介现实”也都是建立在传统媒体机构的职业记者所提供的新闻信息的基础之上。那么在信息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的今天，当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业不仅仅局限于来自职业记者和媒体机构时，“媒介现实”的假说是否还依旧成立?

在传统媒体，或曰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现实得以构建是由于新闻记者——大众传播信息的生产者和发布者——因受到框架制约而形成的对客观现实的偏离。在新媒体技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今天，信息的生产者和发布者已不仅仅局限于新闻记者，而是扩大到了所有人，因而信息生产受到框架影响和制约的程度应该会更深更广，所以媒介现实的假说应该仍然成立。

事实也确实反映了这一点。在此轮微博网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波浪中，身处不同空间的参选人，因为微博这一媒介一同呈现在了用户眼前，所有人在此时好比共享着同一个空间，那些来自东南西北的参选人没有空间的隔阂感;而在不同时间宣布参选抑或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各类事件，也因为微博这一媒介在同一时间呈现在了用户眼前，所有人在此时又好比共享着同一个时间，那些前前后后相继发生的事仿佛就堆在了一起。微博“@”功能的应用又加剧了时间和空间的模糊性，不同时空中的人和事就像滚雪球一般，通过不断地被“@”而完成了聚合。很显然，在客观现实上，这些参选人与相关事件是孤立地存在于其所在的时空中的，但是通过微博媒介却被聚合在了一起，构建出了一个与客观现实有所差异的媒介现实。

媒介对政策议程的推动

微博特有的信息传播特性聚合了时空，在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事例中，可以理解为微博扩大了“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对受众进行了议程设置，并强化了信息对受众的冲击力，增强了信息传播对个体观念和行为影响的效果。

唐纳德·肖(Donald Shaw)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Maxwell McCombs)论述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不能告诉人们应当怎么想，但是却告诉人们该想什么。议程设置的理论在微博时代有其新表现，是以一种更加草根、更加自发性的方式发起，并通过大范围传播而成为微博的公共话题。如果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媒介体制，议程设置理论在微博这个相对开放的环境里似乎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2011年5月底以来的半年中，虽然微博中的公共话题层出不穷，但是关于“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话题却始终热度不减，在某些节点性的时刻热度亦达到峰值。这场源于微博的风潮，给全社会——包括大众传媒及公众——设置了一个媒介议程，而后影响了公众的关注，互动之下形成了公众议程，引发了更多人参与到对于该话题的讨论中，甚至直接加入了自荐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列。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在媒介形成“媒介议程”，影响公众形成“公众议程”后，还将影响政策制定者，或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互动后形成政策议程。目前来看，这一议题还没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阶段，甚至决策者在回应和互动时往往会显得更为谨慎保守。不过，通过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微博博主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成都市武侯区李承鹏、上海市静安区夏商、曲靖市麒麟区蔡馥敏都表示他们自荐参选的举动得到了一些政府部门官员的私下认可和鼓励。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自荐参选人在微博上揭露了某些地方选举委员会阻碍候选人公开竞选、以学历限制参选人登记等违反《选举法》的事件。这样看来，政策议程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地形成，但是媒介引起的公众议程并非对政策制定者没有影响。

由于“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议题直至今年才刚刚风起云涌、大规模地进入公众视野，而且这一议题也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策议程的形成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微博的出现将是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之一，对于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会产生难以忽视的作用。

网络社会的两面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瓦解了现代社会中业已建立起的制度和结构。网络社会是一个历史趋势，其中主要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进程都是围绕着网络展开的。网络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的内在逻辑主导了生产、生活、权力、文化等重要社会活动。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