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个真正的柏拉图

认识一个真正的柏拉图
理想和现实：如何认识柏拉图
柏拉图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母亲是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的后裔，叔父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亚斯（Critias）。

柏拉图青年时师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北非、小亚细亚沿岸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以期实现贵族政治理想。

活动失败后，在外游历12年并已40岁的柏拉图回到雅典并在城外西北郊的圣城阿卡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学园——阿卡德米学园，随后的40年余生一直在此执教以期将政治家培养成哲学家，其学生中至少9个后来成了希腊各城邦的专制统治者。

柏拉图学院成为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也因此而得名，也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

柏拉图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他因提出哲学王和理想国而长期遭受“自由主义”学者的猛烈抨击，人们甚至将柏拉图视为一个法西斯分子，主张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领袖，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许可，人们连“起床、走路、洗漱和吃饭”都不可以（宾默尔，2010：前言）！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柏拉图的思想是集权主义的渊薮，但这种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是缺乏对自由本身内涵和演化的理解，要么是对柏
拉图本人及其思想的极大误解。

一方面，柏拉图并非不喜欢自由，但他的思想已经远远摆脱了历史的束缚，不是仅仅局限于“无支配”的和“无干涉”的自由，而在构想自律的自由，而后者是人类自由的更高层次。

柏拉图崇尚理性，接受苏格拉底的思想：只有理性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而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同时，柏拉图强调，理性却不是天生就先验地具有的，相反，它面临一个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个成熟又源于人的学习和实践；其中有一些人更善于思考和总结经验，从而具有更高的理性。

因此，理性程度更低的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就需要向理性程度高的人学习，甚至接受他的领导。

这样就产生两者结果：（1）在向更高理性者学习过程中就产生了权威，在极端意义上就出现了哲学王；（2）低理性者的理性提高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自律性，最终实现更高程度的自律自由。

显然，柏拉图的理性观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何种巨大差异：它不认同社会个体都是理性的，也不认为个体理性是无差别的。

卢梭（2002：65）写道：“现代哲学家只承认法是为有精神的生灵制定的规则。

所谓有精神的生灵。

是指具有智力、自由而且在与其他生灵的关系中受到尊重的生灵。

因此，他们把自然法的权限限于惟一一种具有理性的生物，也就是说限于人。

但是，由于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来为这种法下定义，都把它建立在非常玄奥的原理上，我
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原理，更别说自己去发现这些原理了。

因此，虽然这些学者提出的定义在其他方面彼此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如果不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推理家，不是一位学问高深的玄学家，就不可能理解自然法，因而也无法遵守它。

这正说明，人类社会为了建立社会，肯定运用了一些智慧，也只有寥寥数人才可能有，而且他们还得费很大气力才能获得”。

其实，人类社会本身是由思想统治的，而这些思想又是由具有思想者或哲学王所引领和支配的。

凯恩斯就强调，我们都是前人思想的奴隶。

譬如，邱吉尔、撒切尔以及里根都宣称信奉哈耶克主义，以他的思想管理国家。

同样，柏拉图也认识到，哲学王往往具有更好的理性，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就需要充分发挥这些高理性者的作用，由他们来引领低理性者的理性提升。

柏拉图（1985:274、275）在《理想国》中就打了个比方：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像被囚禁在黑暗的洞穴中的囚犯，他只能看见监狱的墙壁上木偶戏的影子，他自然将这种影子当成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舞，以至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但是，一旦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阳光，他的四肢适应了新的自由，他
也就会逐渐享受起新发现的幸福来，并且，“如果他回想自己当初的穴居、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以及禁锢中的伙伴们时，……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

另一方面，即使就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学说而言，它与其说是革命性的，不如说是学术性的。

柏拉图强调，如果国家是由一个受理性支配的团体来统治一批受欲望驱使的公民，而且那些协助统治的武士和官僚都是具有较强的节制力，那么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而正义的社会秩序。

而且，柏拉图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权力导致的腐败问题，但是，他认为，如果统治者是爱好沉思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哲学家，那么，受自身善的知识的引导就可以从权力腐败中解脱出来。

相应地，那些掌握行政权的仅仅是执行法律的武士，他们尽管应该具有保护公民的社会责任，但不应该拥有自己的理想。

加尔布雷斯（2006:68）就指出，“如果士兵当兵只是为了领取军饷，那么军队就不可能深入关心政治问题——至少只要有现存的军饷可以领取。

但是，如果像克伦威尔的部下，当兵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那么至少在一个邪恶的国家里。

他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政治中立。

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向他们紧闭大门时对的。

倘若像在拉丁美洲，男子参军主要不是出于一种过分尚武的价值取向，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雄心，甚至就更加危险。

”
显然，要真正理解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就必须区分哲学王
和武士及其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相应的资质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之所以批判柏拉图，就在于他们混同了哲学王和武士这两种角色及其所需要的素养。

结果，那些缺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认知的或者对理论一知半解的乃至热衷于社会运动的人士竟然都自以为是哲学王，而且，还把睿智和博学哲人视同为聪明伶俐和卡里斯马式的政治人物，乃至“几乎所有党派的头目，尤其是敢作敢为的党派或者成功的党派领袖，都毫无例外是柏拉图主义者”（波普尔，2000:482）。

正因如此，托马斯（2006:146）写道：“谨送初学者一句益言：千万别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除非你读懂了真实的柏拉图，并足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波普尔的批驳。

”
其实，尽管哲学王和武士这两大角色在特定时期曾经合为一体，但绝大多数时期是分离的。

例如，在柏拉图所处的希腊城邦社会，法官和行政官就存在着分离；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情形，柏拉图才得以发展出了“极高明”的政治理想。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哲学王和武士构成了两大统治阶层，但两者存在根本性的职责区别：有思想、有理智的哲学王主要职责是制定法律、管理国家和教育后代，而武士则是主要是执行法律和捍卫国家。

而且，哲学王对社会的统治并不体现为对社会事务的直接管制，其思想在影响甚至支配社会大众之前往往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辨和争鸣过程；在这些思想
中固化成社会制度的往往已经为社会大众所认同和接受，并且还必须经过一个严格的程序。

这意味着，哲学王掌握的只是立法权而不是行政权或司法权，他们通过设立规章来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而这种规章的执行则也由一套严格规章来保障；而且，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度，社会秩序的运行往往是建立在经由哲学家反复思考并通过一定程序所制定的制度之上。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柏拉图及其哲学思想，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

斯皮格尔（1999:17、18）写道：“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色彩。

虽然这些思想也许并没有迎合民主主义者，但迫使那些迷恋民主生活的人们进行一次心灵的反省。

恰如一位当代作家所指出的，柏拉图对民主制度的弱点和忧虑，其答案正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存在于我们的唇枪舌剑之中”；“给他贴上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标签是没有意义的。

柏拉图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在《法律篇》中公开而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下述观点的拒绝，即认为胜利的战争是社会的最高理想。

相反，他要使国家共同体组织起来以获得外部与内部的公平，他坚持认为国家共同体的最高目标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在这，他的全部作品都渗透出他对理性而不是暴力与冲动的坚定不移的追求。

他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若是他想到政治权力将被推翻并交给某位自命为劳动阶级的代言人，一定会感到吃惊。

他
所建议的公共生活的范围比共产主义纲领所要求的生活范围既宽又窄。

”在很大意义上，柏拉图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理性自由主义者，这种理性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永恒和平和，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所隐含的理性概念存在根本性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柏拉图在努力探究以自律的理性为基础自由状态社会的可能性，而这种思想一直为约翰.穆勒、马克思等人继承和发展，尽管一些实践者和革命者却有意无意地曲解了他们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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