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读书笔记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

前言：

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后期产生的社团组织具有进步意义，通过招募私人成员自愿组成。在一定程度上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里，后来社会的政治规范贯彻实施。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原本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特征的公共领域逐渐政治化了。直到19世纪中叶，舆论报刊繁荣、对抗官方检查制度。检查制度的实际功效，仅仅在于把文学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投入政治漩涡之中。

（1848欧洲反对君主政体的一系列共和派的叛乱。1848年1月革命运动首先在西西里岛掀起，然后扩展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诸国，以及奥地利帝国。法国的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二共和，确定了普选权。在中欧，则出现自由政治改革和民族统一之类的运动。然而，军队仍忠于王室，君主不久即重建其政权，废除大部分承诺的改革。叛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由主义者自此觉醒。）

1848年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早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已经开始转型。

19世纪英国的大众自由主义，对阶级的形成过程、城市化过程、文化动员过程进行研究，文学公共领域由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转型。

传统民众文化中，激进知识界的影响，独特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新政治文化：平民公共领域以资产阶级为参照，但是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称。增加了解放潜能。（只是不具备资产阶级社会公共领域的前提）

民众被资产阶级、贵族排除在外，来衬托他们的背景。所以民众才是构成代表性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辩证关系）

18实际，当资产阶级私人转变为公众，进而成为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载体时，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成规旧俗便瓦解了。

排解机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唤起了无法排解的对抗力量。

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女性和没有独立地位的男性从中排挤出去。）

女性争取公民权不是改变阶级机制，不仅深入到经济制度而且也深入到私人领域的核心（小家庭内部空间）性别决定了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它与私人领域的关系。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男性形象塑造的平等和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福柯将权力话语的形成规律视为总是能构建出“他者”的排挤机制。

大众文化不得不在他者空间中行动。文化和反文化唇齿相依。

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政治公共领域与大众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中丧失权力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对立，就会丧失唯心主义所拔高的过去与文化批判所扭曲的现在之间的对立。

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三点修正

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同时进行。

国家法的结构：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

1848年德国双重革命：反对封建统治和官僚统治失败。

国家法是没有民主的法制国家发展的结果。——国家与资产阶级代表的社会相分离。

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成了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因此，公共领域才有了政治功能。国家推出为政治社会。

私法组织起来，以法律为保障的经济社会能够自我操控。国家和社会不断分离。国家和经济不断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趋势消失了。——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国家借助了激进民主终结了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分离）

政治公共领域中社会自我组织的潜能。

社会国家化的反作用：a 私人领域以及私人自律的社会基础

B 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公众的组成和行为

C 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

2）市民社会与权力机关的对立。

功能发生分化的社会摆脱了社会的整体观念。

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再次说明，市场调控的现代经济制度不能任意从金钱转向管理权和民主意愿的行程，这样做势必会威胁到经济制度功效的发挥。

3）电子媒介的发展，所有领域趋向于集中化，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才发生了转型。

社会福利国家的公共领域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我生产的过程；它与另一种趋势渐渐地形成竞争态势，这一趋势是，在一种无线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公共型原则的批判功能。

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

4）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瓦解；激进民主与国家社会化规范性的弥补。

三、理论框架的改变

不同利益无法消抹的多元性使人们怀疑，从多元性内部是否能够突出一种作为公众舆论标准的普遍利益？

法治国家机构中充满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张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社会科学明确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合理化过程，并将它追溯到现代社会发轫之初。而经验方法消解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抽象对立。

激进主义民主化的方向：应当在社会整合的不同资源之间，而不是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不是为了消解资本主义制度和官僚式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

在何种条件下，市民个人能的经验意愿能够直接转化成为道德公民以共同利益为转移的理智意愿。

经济独立+机会均等——公民自律的前提

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导致了社会化的私人。（即当事人）当事人融合为社会的一员时他就与公民重叠了。——民主普遍主义变成了“普遍的特殊主义”

道德必须在公共交往过程本身中确立下来。——赋予结果合法性的是意愿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已经形成的意愿的综合。（重心转移为过程而不是结果）

政治动员+交往生产力的使用

为什么公共辩论和协商时合理意愿形成的适当媒介？（话语理论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明确交往的前提。）

政治原则的问题几乎总是触及道德层面，但并非所有依据机制定义需要由政治力量决定的问题都具有道德特征。

法律程序的功能在于，使现实社会中选择空间、时间和事实的强制在假定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

必须批判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中公民和政治程序疏离开来的机制。

公众领域的目的不在于达成结论，而在于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组织的公共领域。

话语产生的交往权力并不代表管理权力。如果人民主权消解为操作过程，权力这一象征性的空间也就空空如也。

四、市民社会抑或政治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