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回归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2014-06-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曹海军孙允铖

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城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城市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空间”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中，留下了丰富的城市政治思想。正如苏联城市学家杰米坚科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完整的论述城市和农村的学说，揭示了历史发展对城市的制约作用，从而奠定了都市化科学理论的基础。”

城市：资本积累的空间投射

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城市政治的研究过程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和巨大“容器”，城市空间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在资本的积累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满足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扩张。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产业革命的深入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工业、交通、金融和商业等领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涌入。城市空间中聚集了大量由过剩工人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这些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便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从科技支撑的角度看，科技革命使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在城市中发展，城市也成为新科技转换成生产力的试验场。恩格斯分析了城市成长和地理集中的原因，以及由于经济、人口的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恩格斯用十分形象的语言，进一步肯定了大规模集中和集聚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和资本积累：“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样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吸引力与其说是来自于地理空间，不如说是来自于特定地理空间所蕴含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城市的本质也不仅仅是它的物质形态，而是一种空间聚合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空间优势。

城乡对立：资本主义空间形态的断裂

资本主义城乡对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城市问题上论述最多的课题。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于表述城乡关系的术语有“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城市的统治”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其他社会主义者（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包括消灭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揭示了城乡关系“同一—分离—对立—融合”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消除城乡对立的若干设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早期人类社会的城乡浑然一体的状况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原点。只有在城市产生以后，才逐渐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城乡对立使得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的生产方式，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先进工业文明代替落后的农业文明，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在城乡对立的过程中解脱出来了”，“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同样，马克思也敏锐地看到城乡对立既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又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服于分工、屈服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

在城乡对立的过程中，城市始终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而乡村完全居于从属地位。城市凭借着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使得劳动力和资本迅速向城市转移和聚集，乡村只能被动地接受城市和工业的剥削和压迫，陷入了隔绝、分散和衰败的境地。这种对立所造成的最后结果，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城乡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形态下社会空间的断裂，城乡二元化空间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对立使得城乡人口直接被划分为“城市动物”与“乡村动物”。“城市动物”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而“乡村动物”则被自身的孤立和愚昧无知所奴役。在恩格斯看来，这种畸形和片面的发展在城市工人阶级身上要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工人在城市聚集，阶级意识在城市觉醒，阶级斗争也必然要在城市进行。

城市：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

人口其他社会要素（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及活动）的聚集，是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资本的城市化日益造就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城市是生产要素聚集的主要场所，大量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到达了。”这种联合直接得益于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还借用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试图构建一场“空间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强调“联合行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们认为工人阶级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联合起来，“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这种联合是世界性质的，“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论点，城市无疑成为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人团体、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城市思想所贯穿的主线是：“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而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都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总之，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舞台主要都是在城市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和哈维为翘楚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家接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的旗帜，让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以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为载体再次指导实践，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