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浅谈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许秋萍

来源：《管理观察》2016年第20期

摘要：到目前为止，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完善之处。尤其是某些条例在具体实施中，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问题。本文从新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监视居住问题、庭前会议制度等几方面做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庭前会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诉讼法》是关于刑事诉讼的一部法律。它确保司法机关能够遵循法定的诉讼程序，规范自身行为，使得刑法能够顺利执行，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刑事诉讼法》，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大修。随着刑事犯罪行为的增多，以及许多新型刑事犯罪形式的出现，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大修，经过这次大修，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当前社会愈来愈复杂，新《刑事诉讼法》在具体实施时依旧存在若干问题，有着很大争议，还需不断完善。

二、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一）特别程序规定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虽然新法做了特别程序的规定，但并不完善。不管是针对未成年人，还是其他群体，既然是专门设置的特别程序，就应有其独立性和完整性。然而，从新法具体条文规定中可发现，依旧有不完善之处，缺乏系统性。对于部分其他法律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成果，以及倡导的做法，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体现。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太过简单，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模糊之处。比如新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只规定调查，并未强调是否形成调查报告，而此报告是裁量刑罚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新旧法中的某些规定存在矛盾冲突。

（二）监视居住问题

新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主要规定了监视

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执行者。第七十三条则主要对执行场所做了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第七十四条则规定了折抵刑期。

在以上三条规定上，法律界意见不统一，存在很大争议。首先，第七十三条“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若在住处执行，可能会影响侦查，所以经上级检察院批准后，也可在指定居所执行。问题在于该如何理解“无固定住处”，是在中国领域内，还是在侦查机关所在地，空间领域范围不明确。结合现实考虑，嫌疑犯在中国领域内没有固定住处的可能性很小，但若是按照侦查机关所在地来分析，那么非本地嫌疑犯可能都符合条件。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新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限制。其次，按照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需先判断是否达到逮捕条件，这是司法机关的一项监督权，检察院要先利用手中的证据分析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然后判断构成何罪，最后决定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但此条规定中，公安机关可自行判断。如此一来，其实就躲避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可能会出现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的现象。

（三）庭前会议制度

新法增设有庭前会议制度，主要考虑的是庭审程序太过激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影响庭审效率和最终结果，所以设置庭前会议制度加以缓冲。在这个过程中，会对庭审重点以及审理方式等内容加以强调，进而确保庭审工作顺利开展。自新法实施以来，震惊全国的刘志军案、薄熙来案等重大案件均经过了庭前会议环节。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法律效力、审议范围等原因，庭前会议数量并不多，在起诉案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首先，庭前会议审议范围不够明确，以至于某些地方出现重复开庭的情况，造成明显的资源浪费。部分地方没有真正理解庭前会议的内涵，没有抓住其工作重点，而是在此环节就展开实际调查、取证，把正式开庭后的事情提前完成，然后再度开庭，一方面重复开庭，另一方面破坏了诉讼程序。所以，司法机关应该明确指出庭前会议阶段的审议范围，比如限制在证人出庭名单、证据掌握情况等范围内。

其次，庭前会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很多案件中，庭前会议环节虽达成合议，但在之后的正式庭审中则轻易被推翻，庭前会议几乎等同于虚设，毫无法律效力，必然会影响到庭审质量。所以，笔者建议：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确认为非法证据后，不得再用于提起公诉的依据；若庭前会议中，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对某项程序性问题做出决定，没有足够的新证据时，不得随意更改。

（四）律师执业权利

首先，律师在实行会见权时存在障碍。旧版《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便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具体执行时，看守所则又有新的限制，

必须有公安机关开具的证明，这就导致公安机关掌握了“太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无意让律师会见嫌疑犯，就可以找出很多借口不开证明，如此一来，律师则不能行驶自己的会见权。新法中规定，律师在侦查开始时便可以介入案件，而且除了一些重大案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在其他案件上，律师只需持有执业证书，以及律师事务所的证明等相关文件，便可自由要求会见嫌疑犯。然而，虽然法律制度如此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依然难以落实，除了规定的证书文件，往往还被要求出示公安机关的立案通知书。换言之，公安机关又拥有实际决定的权力，将犯罪嫌疑人拘留后，以需要进一步侦查为借口，不予立案，也不会开具立案通知书，则律师就不能与嫌疑犯会见。而至于何时立案、何时才能开具立案通知书，权力还在公安机关。

其次，开庭审理前，律师不具备完整阅卷权，只能查阅部分证据材料。按照旧法中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律师才能完整查阅所有资料。然而第一百五十条条规定，若案件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只需把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递交人民法院即可。这就导致公诉机关极易将部分证据排除在外，甚至递交给人民法院的并非主要证据，以至于律师根本无法阅读完整的证据资料。当律师持有新证据需要申请准备辩护的时间时，若没有通过，显然其辩护效果会大大削弱。新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看似做了调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还是依照的旧法。

（五）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与旧版《刑事诉讼法》相比，2012年修改后的新法修正、增加了许多内容，比如防止冤假错案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呼格吉勒图案是近两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件大案，揭露了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巨大弊端。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则是针对此类案件的进步之处，2014年河北王玉雷故意杀人案中，王玉雷被误认为是凶手。检察机关根据发现的疑点，抽丝剥茧，坚决认为王玉雷应该无罪，同时加大侦查力度，最终真凶落网，避免了呼格案的悲剧。

可见，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仍然存在争议，焦点在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如何界定。若是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进而获得嫌犯证据，此类证据应当在排除之列，没有太大的疑问；但依靠“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是否该予以排除则争议很大。另外，正常侦查时难免会使用一些引诱策略，这与“引诱、欺骗、威胁”等手段该如何区分也无定论。这些争议很容易导致两个极端出现，要么排除过宽，要么排除过严。

借鉴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它们至少经过一个世纪才逐渐成熟，而我国显然立法时间较短，加上现实社会中复杂的犯罪形势，该制度的彻底落实有着很大难度。国内目前的侦查水平并不理想，如果非法证据排除范围过大，极易导致出现大量尚未侦破的案件，对社会安定极为不利。

（六）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