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

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抗战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本文利用搜集到的一些史料，经过爬梳剔抉、分析筛选，就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现实背景、具体过程、社会效果和历史经验等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并拟刊诸枣梨，以求教于方家同好。

一、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现实背景抗战之前，晋察冀边区的农村形势是，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租佃关系依旧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一种基本剥削关系和主要社会经济关系，造成了佃户朝不保夕的艰困生活，地主和佃农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据对北岳区28个县中的88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当时占农村人口总数%的贫农、雇农，每户占有土地只有亩;占%的富农，每户平均占有土地27亩;而仅占人口总数%的地主，每户平均占有土地则在97亩以上。

由于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分配极不合理，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其租额一般占总收获量的50% -70%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高额地租使地主占有了佃农的大部或全部剩余劳动，有时甚至包括佃农的部分必要劳动。

这只是正租，还有“背租’川杂租’川小租”等各种各样的额外榨取团。

此外，还普遍存在超经济剥削，如高利贷、小斗出大斗进，佃户代地主承担差役、赋税等。

同时，在有些地区，地租剥削与封建性高利贷剥削如同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地纠结在一起，对贫苦农民实施更为残酷的剥削，其主要形式是呈日益增长趋势的预租制和押租制。

预租是佃农预先交纳钱粮作为地租。

有时佃农为了得到土地的佃种权，不得不预交相当于一年或几年地租额的保证金作为押租。

随着押租额的不断增长和押租率的持续升高，押租的性质也由最初的地租保证蜕变为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高利贷剥削，以至于成为地主对佃农任意役使的工具和把柄、敲诈勒索的本钱和手段。

押租佃户为了交付高额押租，在被迫缩减生产和生活费用的同时，往往要向地主借高利贷，进而使自己在租佃关系上又套上了一副借贷关系的枷锁。

在这里，高利贷作为超经济剥削的一种主要形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农民贫困的加剧。

贫苦农民向地主、土豪及个别富农借贷，年利率一般在分之间，逢年过节或遇有急用，多以月利4-5分告贷，并以土地作为抵押;借期一般都很短，如到期不能偿还，土地即为债主所有，农民因此失去或部分失去土地。

地租、高利贷的多重剥削，加之繁重的赋税和不时发生的严重饥荒，使得农民大量死亡或大批逃荒成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正常”社会现象，于是更加快了土地向地主和其他富有者手中集中的速度。

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和政治扩张，一边加紧对晋察冀边区的经济掠夺，使农村经济坠入殖民地化的万丈深渊而不可挽救，广大农民遭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双重痛苦而无以自拔。

在劳而无获、穷困交加的境遇中，在水深火热的状态下，他们长期饱受战争的蹂躏和饥饿的煎熬。

此时，如果“不改善他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物质生活，从经济上给以援助，他们便没有精力与心情参加抗日战争”二、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具体过程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贯彻实施，尽管由于各个行政区情况的不一样和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出或迟或早、参差不齐，但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具体阶段。

现采纳和依据学界的观点，分述于下。

1.初步贯彻阶段(1937年10月一1941年12月)。

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在挺进晋东北、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和“合理负担”等带有战地政治动员性质的口号，但限于条件没有得到大面积实施;即使在一些实施的地区，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

为了统一政策，新成立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1938年2月公布的边区第一个土地法令《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中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25%a;“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10%);地租外的额外附加高利贷“一律禁止”;“严禁庄头剥削”。

并且规定:“地主未得租户、佃户、伴种户之同意，不准将地转租转佃转伴种他人。

”嗯口保障农民佃权，而这恰恰是减租减息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发出1938年第1号《指示信》，强调土地政策“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因而“要在解决每一个契约关系中把握统一战线”，并明确它的执行权“属于政府”，群众团体“只能负协助的责任，不能直接执行”。

尽管《单行条例》和《指示信》还只是初见雏形的土地政策，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晋察冀边区实行减租减息的重要法律依据。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迅速纠正一度出现的“注重了上层统一战线，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进一步依靠群众实行减租减息。

12月，边区农会制定了《减租减息实施办法》。

翌年2月，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及有关执行问题的第31号指示信。

与1938年的《单行条例》相比，《修正条例》包含的内容更加具体，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对所涉及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从而对指导运动开展更加切实有效。

不可否认，《修正条例》也存在一些“左”的倾向，如对典当地的解决方法不够妥当、在掌握统一战线方面不够平衡、对于交租交息和保障地权不够重视等等。

为克服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倾向，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区提出《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对诸如佃户债户的交租交息、汉奸嫌疑犯逃亡后的土地及财产处理、汉奸家属财产的依法保障等，按照统一战线的精神，进一步做出明确的政策性规定。

1941年3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又明令“保障土地所有权，保障土地使用权”，切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

在此，对《修正条例》的及时完善和对其存在不足的有效弥补，也同时成为政策及法令加强立法镇密性和现实针对性的集中体现。

这一阶段，由于调节了农民与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缓和了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紧张局势，稳住了边区的地主和富农，还使大多数的逃亡地主在政策的感召下返回边区，从而使减租减息运动得以继续发展。

2.深入贯彻阶段(1942年1月一1943年10月)。

1942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第二次公布了《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并具体制定了《施行细则》。

二次《修正条例》和《施行细则》，在租佃关系方面，将过去所规定的伴种地的最高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额的5/10改为6/10;对耕地副产物及其分配做出了新规定，提出“副产物之作物种类与栽种位置，均以当地习惯决定”，但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的1/10。

在借贷关系方面，补充规定出租人借给承租人种子粮食，月息“不得超过原借量%。

在保障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补充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将耕地转租他人，不得无故不耕作不付租;出租人因契约期满收回土地后，必须自耕三年方允再行出租;未满契约，出租人如出卖土地，原承租人有依约对新主人土地的承租权;累世租佃的土地，除非承佃人自愿放弃使用权，否则地主不得夺佃田。

以上修正内容和补充条款进一步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尽最大可能地满足了地主和农民各自的利益诉求。

1942年11月和12月，边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关于处理典地回赎的几项规定办法》和《关于执行处理典地回赎问题办法的指示》，旨在纠正赎地换约中存在的典地与押地相混淆的错误。

一是明确指出典地与押地“两者性质不同，必须截然分开”;二是规定“处理典地回赎的纠纷，必须坚持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原则”。

同时，为减少纠纷和增进团结，还提出了采取调解或和解的方式，处理典地回赎纠纷问题的原则性意见。

上述政策的调整和落实，作为良好的开端和扎实的铺垫，为边区土地法令的正式制定和颁布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总结了边区五年来的减租减息工作，通过了《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等重要法令。

《租佃债息条例》对土地政策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实施原则作了更加全面的规定。

比如，在租佃关系上，一方面重申二五减租和高租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375%。

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佃户在减租后要保证交租。

在借贷关系上，提出借贷利率“由双方自由约定”的原则，同时还规定凡依法成立的新债及减租后的旧债，“债务人应偿还之本息到期不能偿还时，债权人得依法追诉，或依民法规定处理其质物或抵押物品”。

另外，为合理解决租佃债息纠纷，条例还立足于边区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调解与仲裁的具体办法。

然而，边区的减租减息虽然找到了照顾地主和农民双方利益关系的平衡点，兼顾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但这毕竟不是温文尔雅的绅士名媛间一团和气的推杯换盏，而是一场雷霆万钧般根本触动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严重的阶级斗争，由此引起他们的公开反对和猛烈攻击势所难免。

由于地主阶级出于阶级本性，除少数开明士绅外，对减租减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由于日寇不断对边区进行“扫荡”和“蚕食”，加之边区发生灾荒，致使减租减息运动走上了一条艰难痛苦、曲折蜿蜒的道路。

于是，边区行政委员会审时度势，又较大幅度地进行了政策调整; 1943年6月，北岳区四分区地委根据形势需要，做出了《关于当前执行土地政策初步检查纠正右的偏向的决定》。

接着，中共北岳区党委发出了《关于保护农民既得利益给四分区地委的指示信》，要求全分区干部带领群众，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遏制和粉碎地主的进攻，使农民的土地和利益失而复得。

3.老区查减退租、新区开始减租阶段(1943年10月一1945年8月)。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0月18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10月28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做出《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

《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深入研究与熟悉租佃债息条例及有关土地政策的法令”，“必须紧紧掌握保障地权佃权、照顾双方、团结抗战、增加生产的基本精神，具体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基础、不同地主(有大中小贫富开明顽固等)与佃户(贫富进步与落后等)，作各种不同的处理，克服粗枝大叶、一般的、形式的看问题与官僚主义作风”;强调反对执行减租政策的右倾，同时注意防止农民报复造成地主恐慌不安等过“左”现象发生。

之后，各级领导机关立即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在1943年下半年使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右倾偏向得到了纠正，接着许多地方着手进行“查减”工作。

同年秋冬，随着战争形势转入局部反攻，边区的北岳区恢复到1940年的局面，冀中区恢复到1942年“五一”前的局面，平北、冀东的游击战争扩展到了伪“满洲国”境内，热辽两省也相继建立了根据地，使边区面积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