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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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
蔡青
摘要: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十一世纪初叶的东方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品中的“物哀”情调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文着意从三个层次分析了“物哀”的表现及深刻内涵,“物哀”实质上是以真实为根底,写触物的感动之心及由此引起的喜怒哀乐诸相。它既源于日本民族纤细温和的情感体验,又因受本土神道与佛教的影响而渗入了理性因素,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精神源泉。关键词:源氏物语;物哀;哀;神道;佛教
十一世纪初叶,是西方世界正处在宗教神权肆虐横行的时代,此时的科学与艺术也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裹足不前;而与此相反,东方封建文明却正进入了最成熟、生命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在中国这一东方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的直接辐射之下,地处东亚前锋的日本在抒情文学相对繁荣的东方文化沃土中孕育了一部宏篇巨著——《源氏物语》。
作者紫式部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完成了这部反映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巨著。这部巨著纵横上下八十年,历经四代王朝;涉及游宴、歌舞、拜神、竞画等多种场面和四百多人物;风格温和婉丽,语言典雅清新,富有日本民族特色,特别是贯穿全书的那种奇特的“物哀”情调,堪称小说之林的一大奇观。
《源氏物语》自问世以来,学术界长期展开了“源学”研究。有的从佛教的宿命观念出发,认为是“去恶从善”的书;有的从儒家的道德规范出发,认为是“讳淫之书”;有的从人的情感出发,认为它体现了“哀感”精神。后者以江户时期的文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为代表。他说,《源氏物语》的基本精神是“幽情”,在人的种种感情之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即一切不如愿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刻的。总之,本居宣长从本土神道思想和人性出发,以“物哀”为美学中心,建立源学批评新体系,这较前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是一种可喜的历史进步。
我们认为,研究作品应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看其是否反映了历
史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而抛弃各种儒佛教戒说,我们不可否认《源氏物语》的巨大成就,它为研究日本中古社会思想、文化、经济、风俗、语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数据,作品所具有的浓郁的抒情性和阴柔美,结构上的散文化和细节描写的独到之处,已经成为日本小说传统风格的一部分;尤其是蕴含在小说中的美学思想,已经潜移默化的融进了日本文学史的流程,它所表现的“物哀”幽情,已经成为不少日本作家纷纷捕捉和着意追求的境界。
应该强调的是,紫式部文学思想是以“物哀”作为主体的,“即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凝炼了所有的艺术技巧,在其塑造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对‘物哀’作了最出色的表现”(1),表现一种对人生世相的喜怒哀乐的感动,并由此进入关照意义。日本古代文学思潮中从“哀”到“物哀”的演进,是经紫式部之手完成的。
“哀”是一个美学范畴,它以“真实”为根底,首先萌发于日本八世纪有文字记载后诞生的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记》和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这个“哀”有着深刻的精神性,从精神的源泉而产生艺术的力量,推进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思潮的形成,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哀”的内涵主要包括可怜、亲爱、有趣、悲哀和情绪的感动等意义,而非单纯的“悲哀”含义,在文学潮流的发展轨迹中,“哀”逐步从简单的感叹发展为复杂的感动,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达到“物心合一”。
具体地说,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是采取了一种以写实为基础的关照态度,主张文章应写真实,反映种种人情世故。她在书中借人物之口说“小说所载,却是人间真人真事”,“皆真实可据,并非信笔胡造”,不可凭空妄事解论”(2);在“帚木”卷里,作者还通过源氏和头中将在“雨夜品评”一节议论物语、艺术和女性时,散漫无章地谈到人性的本质是真实性,在艺术上要求人有真实的感动,即“物哀”,这反映了“物哀”以真实为根底是紫式部文学论的基础和标准。《源氏物语》就是以源氏为代表的皇室一派和弘徽殿女御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背景,描写了源氏的仕途和爱情生活,反映了一夫多妻制度下“万艳同哭,千红共悲”的妇女命运,从社会内部揭示了日本贵族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来“哀”的倾向是以悲哀和同情为主体,但紫式部将“哀”推向了一个更高
层——“物哀”,从而使感动的对象更为明确,这种“物哀”实际上是“哀”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许多情况下,“物哀”与“哀”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物”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世相和自然景物。“物”实际上是感动的文学素材,创作始终以“物”为基础,这正反映作者以真实为根底的创作原则,但不局限于“物”,而是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这同日本最早的诗歌理论中的“物感”说法实际上是相通的,因为早期诗歌理论便强调和歌的创作理论来源于“青春之时,玄冬之节,随见而兴即作,触聆而感自生”(3)。在这里,“物”是客观存在,“哀”是主观感情,将两者调和为一,达到物心交融,“哀”就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从而上升到更高阶段。由此可见,“物哀”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由“物”引起的喜怒哀乐诸相。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将“物哀”的性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大类,他认为其中更突出的是“哀”感,有了这五类性质,就需有“物”来限定其内容的性质。《源氏物语》中,“物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对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对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对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这三个层次既自成体系,又是紧密联系互相补充的。前两者是属现实性的,后者是属关照性的,所有“物哀”的感动,都是带情趣性的感情。
下面,笔者就以《源氏物语》中的具体情节为例分析一下“物哀”这三个层的感动。因为恋情最能表现人的情绪之真,所以在《源氏物语》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描写了男女恋情,籍此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
源氏自须磨返京之后,与明石姬仍苦恋不已,两人倍受相思煎熬,源氏在前往吉明神社参拜之后,偶闻明石姬到此,遂吟古歌“刻骨相思苦,至今已不胜。誓当图相见,纵便舍身命”(4);而明石在得到源氏所赠书信后,亦欣慰万分,泪不自禁,答曰“妾身不足道,万事皆烦心。若蒙通情愫,为君舍此身”(5)回呈公子,此时兼以“夜幕渐晚,正是晚潮上涨之时,鹤于湾中引颈长鸣,凄厉之声催人泪下,令源氏感伤不已,泪湿青衫,竞想不惮耳目,前与明石相会”(6)。这种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的相思之苦,可谓感人至深。此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恋难圆的悲哀,感伤性十足。
源氏与正妻的爱恋可谓令世人惊慕。小说多次描写了两人相亲相爱的图景。“掌